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周南 文梅 北京报道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021年，中央赋予浙江一个重要任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试点先行为牵引，探索一批共富机制性制度性创新模式。共同富裕对浙江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分量。
儿童群体是共同富裕关注的“一老一小”两个重点群体之一。从浙江现状来看，截至2020 年底，全省仍有超过6万名困境儿童，孤残儿童、困境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仍有待长期支持。因此，在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全新目标下，困境儿童基本生活兜底保障、儿童福利体系建设、儿童健康成长环境营造等任务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儿童问题的解决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具有迫切性。
为探索助力浙江共富示范区建设的路径，进一步明晰浙江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2022年11月17日，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发布了《共同富裕视野下浙江省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调研报告》。
作为报告的调研和撰写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益立方公益学院袁彦鹏博士分析称，目前浙江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环境向好，儿童服务在养育托底保障、孤弃儿童集中养育、公共空间打造、未保服务网络等方面取得了瞩目成效，但仍然是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重物质，轻精神”现象较为显著。
增长态势中的发展失衡
2021年9月，浙江省民政厅《关于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参与第三次分配、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重要主体。”
目前浙江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环境向好，在政府积极促善的同时，企业则以浙商创业精神为导向的价值观正在不断改变浙江慈善的治理结构，形成善因驱动的企业公益生态。
一组数据或可为其佐证，据《2021-2022浙江省慈善事业发展报告》，截至2021年11月，浙江省认定和登记的慈善组织数量达1056个，居全国第二；注册志愿者1724万人，数量居全国第一；慈善信托规模达10.68亿元，资金总量居全国第一。对此，袁彦鹏及其团队分析认为，近年来，浙江民政与全国其他省份对标对表，在9项主要业务60个发展指标中，民政数字化、慈善信托资金量、社工报考人数及通过率等7个指标位居全国第一，有46个指标处在第一梯队。“这份成绩单显示出中国第一个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慈善实力，以及政府在引领新时代公益慈善事业方面的阶段性成果。”
总体而言，浙江省各地社会组织数量整体处于增长态势，但是区域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差异显著。而具体到浙江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其发展特点则更加鲜明。
从专业性社会组织服务总量而言，儿童拥有的可服务社会组织数，远低于其他年龄段人群。通过社会组织信息服务平台，在社会组织名称及业务范围中以“儿童”“青少年”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并对各地市进行分类整理，共获得包含儿童类业务或以儿童为主要服务领域的社会组织432家。
对比浙江省2021年常住人口数据，0-14岁人口超过868万人，“这意味着每2万名青少年才拥有1个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 ，远低于全省每万人拥有12个的社会组织数量。”袁彦鹏表示。
其次，《报告》数据反映出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在各地市的分布并不平衡，拥有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较多的地市，经济排名均位于全省前6名。事实上，浙江省地市的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数量同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也同社会组织保有量密切相关。“而各地行政主管部门及头部慈善组织理念的差异，导致了组织培育、组织使用方面的差异，也就形成了全省各地市在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生态方面的优势差异。”
袁彦鹏团队还发现，浙江省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整体对政府的资源依赖程度较高，占到了全部资源的42%；其他的资金来源包括企业募捐、本地慈善总会、基金会支持及自筹资金等。如果将100万元作为一个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资源富足的临界点，浙江省内这一类别的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仅占到了36%。
另外，浙江省内儿童发展服务类社会组织279家，超过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总数的2/3，明显多于特殊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进一步聚焦对浙江儿童服务类公益项目，则发现义务教育阶段的困境儿童是主要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则扎堆于安全保护和教育发展方面；多数项目以直接实施为策略，社区是儿童公益服务最为密集的场景。
重重挑战中的解决之道
浙江在社会组织发展生态上，在诸多方面无疑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在一些具体领域呈现出创新态势。但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背景，对浙江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形成了更多发展挑战。
首先就是对“专业化”的误读。事实上，浙江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的发展受到狭义“专业化”的政策指向以及分层分类支持不足的影响。全省不少地方把社会组织专业化简单理解为“社工化”，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社工及社工机构发展，各类人才计划也简单化为社工人才计划。但这是对于慈善事业窄面化的理解，并不利于整体慈善行业发展。
其次，枢纽型组织整体作用发挥偏弱，区域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生态不平衡亦是挑战。民间枢纽型组织从全省来看整体较少，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枢纽型社会组织功能，余姚市乐善公益基金会正在县域开展公益生态圈建设。但是目前而言，浙江鲜有基金会或者其他主体专注于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枢纽型组织功能整体发挥偏弱。
同时，浙江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整体发育能级不高，其突出表现之一是整体处于志愿服务向专业化转型时期项目服务以志愿服务为主，且专业类社会组织整体规模较小，组织全职员工数量3人以下的占到了全部调研组织的50%，整体都属于小微组织，且资源获取渠道有待拓宽，网络筹款、企业筹款及基金会项目合作都未成为主要的资源模式。以及，不少社会组织负责人自身仍处在志愿服务到专业化发展的转型探索期。
面对来自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挑战，浙江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何去何从？应该如何适应共同富裕的要求？
袁彦鹏认为，第一，要进一步细化分层分类的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支持政策，“如对于初创期的组织来说，寻找有能力的社会人担任团队负责人是该类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志愿服务阶段的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则需要加强扶持并调动志愿服务阶段组织的成长积极性；一部分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儿童服务类社工机构及同领域社会服务机构，要强监管并帮助其实现自律，增强组织公信力，推动其实现战略发展，同时注意拓展其专业化网络等。”
第二，要差异化推进儿童服务类枢纽型组织功能体系建设，即要完善原有枢纽型组织服务一线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功能机制，以及积极推动慈善总会、基金会转型为资助型组织及枢纽型组织。第三，建立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性机构赋能体系，即完善基础服务类赋能组织体系、建立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过程型赋能组织体系和建立战略赋能型组织体系。第四，要重视在地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社会资本网络建设，即搭建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网络、加强社会组织间的协同和拓展人人公益慈善参与水平。
此外，建立县域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生态系统。“在现实中，县域慈善仍然处于富者行善，志愿服务为主的初级阶段，未来公益慈善的主战场在县域，浙江公益慈善发展阶段迭代的关键也在县域。”袁彦鹏说道，还有以议题网络推进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专业化、依托议题网络提升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和搭建跨区域专业服务扩散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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