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图）
2022年11月22日，学者林毓生去世，享年88岁。林毓生1934年8月生于沈阳，14岁随家人迁至台湾。1958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两年后赴美留学，1970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求学期间，先后师从逻辑学家、哲学家殷海光和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哈耶克等大家。
1970年，林毓生开始执教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1994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1986年，他的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大陆出版，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1990年代出版《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主张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符号、观念和价值加以重组、改造或扬弃，成为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保持中国文化的认同。
走在最前列的人
“我在读全国最好的中学，受到最好的教育，以后是走在国家最前列的人，中国的未来要取决于我们。”这是林毓生青少年时期就有的想法。他出生于1934年，7岁随家人从东北搬到北平，先后在北师大附小和附中读书。优渥的家庭与教育环境，滋养了林毓生的精英意识和担当意识。他要读最好的书、最难的书，以后要做最重要的事。
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林毓生照例一早去上学，走过家门前大拐棒胡同，转入小拐棒胡同前，他看到一具尸体——一个人冻死在那里。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啊？这让林毓生觉得震撼，他想弄清楚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这转化为林毓生此后一生思考的母题。晚年他回忆：“我在中学时代，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因为喜欢阅读‘五四’人物的著作，已经了解了一些近现代中国悲惨的历史经过及其由来。对同胞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常思将来当尽一己之力，设法改革中国的种种缺陷，以便同胞们可在将来生活得合理、富足、有尊严。”
14岁时，林毓生和家人一同迁往台湾。及至大学，他选择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大是当时台湾地区最好的大学，报考历史系是为了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
1954年，进入台大后，林毓生却感受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当历史被当作学问来做时，看重的是考据、史料、故纸堆，这种“学究做派”不是他报考的目的，他要能关切现实的学问。幸运的是，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导师——殷海光。
殷海光师从金岳霖，受罗素、哈耶克等人影响，他的著作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基准，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先后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毕业后，殷海光在1944年投身抗战，一度跑到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后转业到出版社做编辑。1946年，他加入国民党阵营，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
傲骨嶙峋，这是很多师友眼中的殷海光。1948年11月，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怒斥，险些丢职。随《中央日报》到台湾后，殷海光仍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1949年5月，殷海光又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抵台的军政人员是“政治垃圾”，又一次触怒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自此，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转变为自由主义者。
殷海光教导学生们：“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一个有血性的读书人，应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应有正义感，应敢说真话。”在这样的理念下，他带出了一大批近代中国史上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学者、作家等，不光林毓生，李敖、陈鼓应等都是他的弟子，柏杨等也受其影响。
在台大求学期间，恰逢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唐纳德·拉赫来此讲学，因为是英文授课，没有学生去，系里便要求英文不错的林毓生和另一个女生去听课。课程结束后，林毓生告诉教授，他想毕业后去芝大追随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当时哈耶克已出版《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是当代重要的政治哲学家。
在唐纳德的推荐下，26岁的林毓生赴美留学。他一边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俱乐部餐厅当服务生，一边在陌生的环境里继续求学路。林毓生曾说，学者最重要的，是在学术生涯形成阶段，也就是读研究生那几年，培养广阔的视野和深刻的学术探索能力。对自身而言，这是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完成的。在这里，林毓生近距离感受到学术与学人的风采。
那时，哈耶克已经六十多岁，保持着绅士风度，他是极少数身为教授而不用秘书和助教的，自己打字，常常打错。他沉默寡言，很少主动指导学生，除非学生提出问题才回答。如果学生没准备好问题，师生就“相对无言”了。课上，学生讨论完了就完了，哈耶克很少最后总结并给出结论。
林毓生视之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典型风范，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价值标准，就应该绝对尊重，不指导和点评，就是不用自己的智识影响和干扰学生的成长。这是自由主义者的自制，林毓生、殷海光、哈耶克，师友之间无不如此。
林毓生的老师哈耶克（视觉中国/图）
学术应该是有生命关怀的
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政策是：学生在博士资格考试通过后，可以选择任何言之成理的题目撰写论文，而且并无限期要在何时完成。这种学术自由，却使林毓生深感犹豫。
“到底我应该做原来提出的、有关中国方面的论文，抑或做我现在深感兴趣的、有关西方的论文？”林毓生一度陷入两难。在与师友的通信中，他持续地关怀着中国的问题，可是自己已经好几年没怎么看中国方面的书了。如要继续研究西方的问题并撰写有关西方思想史方面的论文，势必要放弃多年来对于中国的关怀，顶多作一个业余的、抱持关怀心情的旁观者。
不知如何抉择之时，哈耶克的一席话“解救”了他。在林毓生的回忆中，哈耶克以稍带德语音调的英语郑重地说：“关于你究竟应该选择什么课题作你一生第一个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这件事你必须自己作决定。不过，我可以把我的经验提供给你作参考。自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从位于意大利的奥匈帝国陆军的前线撤退，相当艰苦地返回维也纳我父母的家中，然后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以来，这四十多年中我的所有著述，都直接或间接与我的个人关怀（personal concerns）有关。”
“我所有的研究，都与我的个人关怀有关。”学术应该是有生命关怀的。林毓生下定决心，他最想做的事情，也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搞清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会失败。从那时起，林毓生有了自己的学术方向。
这一点是理解林毓生的关键，总的来说，林毓生一辈子都在说的话，只有两个关键词：一、自由，二、中国。他盼望着中国越来越好，期待着中国的公共事务能越来越合理。
研究过程中，林毓生欣赏本杰明·史华慈的方法，称他为“二战后世界上杰出的思想史学家中，最敏锐和最深刻者之一”。在林毓生看来，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提供了一面双重镜像，现代西方照亮了现代中国，反之亦然，是跨文化思想史上的开创性著作。史华慈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人类问题的分析，虽然具有博学、敏锐、复杂的特点，有时还非常聪明，却没有受到任何知识潮流的束缚，也没有任何摆弄姿态或自我展示。他始终站在生活和历史的中心，竭力探求人类现实的深度，尽可能地挖掘其意义。
这种意义也是林毓生追求的方向，而“五四运动”是林毓生的一个重要关注点。1969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行“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讨论会”，就在这样一个使人易动感情的场合，林毓生提出“五四时代的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之关系”来讨论，他自称“既不实际又不易谈得清楚”，很可能使人觉得自己是耽迷于怀乡式的个人梦想中，但还是为之辩护。
林毓生认为，现代中国的反传统思想，发端于第一代知识分子。可是，1916年袁世凯死亡以后，由于《新青年》等杂志的大力鼓吹，反传统思想变得更为昌盛。争取个人独立之自由，对五四自由分子而言，主要是指：从断丧个人自由的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中解脱出来。
这种自由与西方个人自由的观念不同：西方个人自由的观念导自个人价值在伦理上的基设，而五四时代，个人自由的观念却是随着反抗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对个人的压抑而增强的。五四时代早期，对个人的显著关怀是激烈反传统思想兴起的结果。
当时，抗议社会压抑个人的西方文学作品极受欢迎。易卜生的《娜拉》成了提倡妇女解放的重要媒介。可是当此浪潮消退之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并不费心去读易卜生晚期所写的较深邃而更成熟的剧作，也很少有人研究西方天赋人权观念的起源与发展，或研读康德所阐述的更深刻的道德自主理论。
林毓生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价值，主要是借它来支持并辩解反传统运动。个人主义的诸价值被当作“价值”后，马上又被变成反传统思想的依据，且认为这些价值是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的。由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个人主义的诸价值之所以并未深植于五四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根本上将个人主义诸价值与民族主义和反传统思想纠缠在一起。
在林毓生看来，这种所谓的“自由”存在先天隐患，并在之后的现实社会中爆发。在1919年五四运动及以后几年，民族主义的情绪日渐澎湃（主要由于政治事件的影响所致），左派和右派的“意缔牢结”（ideology）日益普遍，其中融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笼罩于个人主义诸价值之上，个人主义诸价值不再被当作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有效工具。于是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必须与左派或右派的民族主义互相协调。因此，如果反传统思想还不被放弃的话，它必须根据左派或右派的民族主义作一调整。总之，反传统思想不复以自由主义为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价值就日渐消弭了。
林毓生（左）与殷海光惟一一张合影
两次演讲谈“学术自由”
2009年，林毓生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系列跨学科讲座的邀请，发表了题为“学术自由与学术积累”的演讲。实际上，三年多前，他在北大也讲过一个类似的题目。那次主要是讲理论，实际含义反而没有机会讲，这次他希望可以弥补遗憾。
演讲中，林毓生提到自己常常思考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言论自由是一个大的范畴，而学术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什么是学术自由、为什么要提倡学术自由，得到学术自由后有什么结果？这是他想完整阐释的内容。
北大早年由蔡元培先生提倡学术自由，但林毓生觉得这一点在理论上很粗松，“蔡先生讲的学术自由基本上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的。他说各家学说，在没有被淘汰的情况下，应允许它们各自发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并不完全成立的为学术自由辩护的一个理论。”
林毓生眼中的学术自由，真正的理论基础在于：学术自由产生学术秩序，学术秩序产生学术成果，学术成果肯定学术自由。它是一个良性循环。学术自由从根本上基于一种道德原则。凡有成就的学者极少是整天琢磨抄袭和钻空子的缺乏学术道德之辈。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做坏人，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学术冲动所驱使，整天忙得要死，就想着怎么追求学问。西方的教授假如被发现抄袭，早上发现，下午撤职。
他任教的威斯康星大学有一个规定，教授不能在自己的研究室里喝酒。有个教授被人发现喝酒，马上被停职了。“凡是自由落实的地方都是非常有法治的，没有法治，很难谈到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一个管得多的社会，在管多以后就自由了。”
在“自由”与“约束”之外，林毓生还提到，“学术自由实际上是个特权。但这个特权是必须提供的，且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提供的。即这个人必须是个学者，有资格做学问，念过书，有成就，尊重别人，有基本的追求真理的能力和责任。这些条件具备后，社会给你提供资源，让你享有一种特权。比方说你今天研究学问累了，特别没劲了。你三天三夜睡觉，听音乐，散步都可以。这是特权。你要是上班，不管白领还是蓝领，你就做不到，不能忽然说给自己放假。拿国外来讲，学术界收入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少，是中产阶级。那么凭什么社会供养着你，而你除了念书、做学问基本上什么事不做。很多职业的从业人员所做的事情并非他们的兴趣。你做你最喜欢做的事，还提供你一个中产阶级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不是特权是什么？对不对。所以相对于给你提供资源的社会，你要承担责任。”
他还分析了不同学校在学术研究领域对于职级评定的不同：有些学校要评分，要出版多少才能评职称。以台湾为例，写一篇历史论文，发表在历史院研究所的学报就有8分，台大学报7分，另外的学报6分，有些不行的跑到师范大学的学报发表，则只有4分。每篇文章都评分。从讲师升教授要多少篇文章，而且规定最近5年写的才行，以前写的还不算。各种硬性规定，最大的理由就是“美国也这样”，其实美国根本不是这样。
为了那次演讲，林毓生特别打电话给一个工学院的教授，问他们工学院是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类似。对方说完全一样。办法是这样的：第一，请人非常严格。拿威斯康星历史系来说，请年轻学者来是非常艰难的事。年轻学者来的时候，至少要有10封推荐信。这10封推荐信的作者必须是世界上他那个领域里第一流的权威学者。每一封推荐信通常需要两页半到三页之间，单倍行距。“不是说像从前陈寅恪先生那样，写几个字，某某人挺好，就升了。”
“不管你是陈寅恪还是王国维，都要写两到三页单倍行距的报告。”接下来，教授组成一个五人的review committee（评审委员会）。如果这个年轻教授的研究领域是欧洲中古史，系里将派出两个欧洲中古史专家，都是世界水准的，还有一个研究范围比较接近的专家。这三人都来自欧洲史。还有另外两个教授一个来自美国史，一个来自其他史学，他们的欧洲中古史是普通大学生程度，不是特别懂。
为什么不懂的两个人也进入评审委员会呢？因为这两个人要监督这三个人的所作所为符不符合学术程序。这五个人要履行学术责任。“就是要看被考虑的年轻学者的著作。”那两个不懂中古史的人至少可以看懂他的论证。看完了以后开会。开会的时候，每个人提交报告。每个报告至少两页，相当于一篇小论文。大家意见一致的话就通过，有时候意见不一致，就要彼此沟通，然后取得多数。假如没有多数，就要交予大会，也就是系的终身职的副教授以上的人开会，看看有没有道理。每次会都要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这种办法，拿我的经验来说，通常都能找到最好的人。”林毓生肯定这样的评定学术人才的方式。有一次学校要找一个欧洲工业史的教授，找到一位女学者。她是哈佛和MIT研究欧洲工业史的两个权威共同推荐的，认为从来没见过一个年轻人这么优秀。但是她很年轻，论文还没写，只有一篇研究计划。那怎么办呢？林毓生和同事们开会，请她把她的学术报告等拿来看一看。结果一投票，全系一致通过，破格给她offer。这位女士在林毓生演讲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该领域最重要的权威。“你看，这个机制很妙吧，你说它守规矩吧，它又破格。你说它破格，它又守规矩。它是精英跟民主、自由与共和相互配合的运作机制。运作好了非常有意思。运作不好，什么机制都不能保证永远成功。”
论学之乐与忧
在求学、治学过程中，林毓生与殷海光结下深厚的师生情，《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记载了两人的情谊、学术讨论和困惑。
1960年，林毓生赴美，羁旅异邦。从1961至1969年，殷海光的信成为他羁旅生活中最大的鼓励与支持。殷海光的信都是挂号寄达的，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有时林毓生中午或下午从外边回到宿舍，看到来自台湾的挂号信通知单，便知道一定是殷先生的信到了，心中立刻感到无比高兴，马上放下别的事，骑脚踏车到邮局签字把信取出。先在邮局中打开匆匆看一遍，然后骑车回到校园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再看一遍，晚上吃过饭，往往会看第三遍，之后才开始读书或写作。
1964年，林毓生因父亲身体不好，加上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一部分可在台湾进行，就返回台湾住了半年，得以与殷海光重聚。在台期间，殷海光时常邀林毓生到家吃饭，往往两个人刚开始吃了不久，就大讲起学问与世事来。每次林毓生讲到殷海光赞许或会心的地方，先生就用筷子夹一块好吃的菜放在他的盘子中，以示奖励。
治学有乐也有忧，尤其是对关照现实的学者而言，去世前一年的1968年，殷海光在写给林毓生的一封长信中谈及他对人类未来的忧虑：
“我所要打开肺腑说的，是我不想掩饰我内心对人类今后自由问题的忧虑。这主要的并非我个人的遭际使然。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岁月，个人的幸与不幸，又算得了什么？我真正关心的是整个人类前途自由的明暗。人本主义及科学本是近代西方互相成长的一对双生子。可是，西方文明发展到了现代，科学通过技术同经济的要求，几乎完全吞灭了人本主义。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看到‘文艺复兴人’了。我们只看见大批‘组织人’‘工业人’‘经济人’，纷纷出笼。他们不是被归队于公司，就是被束缚于工厂。我们偶尔瞥见个把哈耶克，彳亍在西欧的街头。大部分人的活动及个性逐渐被科学技术织成的组织之网缠住。大学也企业化，工商管理化，教师成为雇员。”
类似的忧虑也存在于林毓生的晚年。2020年，法学博士周天玮去看望林毓生，当时失智症已经令林毓生不能十分理解当下周遭发生的事情。
在那次的探访和对话中，林毓生享受着早年的回忆。其间，两人谈到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是否可以分开对待，林毓生说：法治和民主可以分开对待，而法治高于民主，否则的话，会流于多数暴政。没有了法治，就没有了一切。
他还举出身边的例子，就在谈话的几天前，美国又发生了精神病患拿枪杀人的事情，“枪械可以在美国自由买卖，不需要调查个人背景，这其实并不符合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原始精神，当时是因为有独立之需要，这成为美国最大的矛盾。”
林毓生还补充，法治不是法家的法制，法治如果走到极端，人性的扭曲会很严重，所以法治也要有范围。澳大利亚的一位汉学家批评儒家思想里面有父子互隐的观念，认为不合逻辑。牛津大学的一位法学家却同意林毓生的看法，他说在英国普通法底下，如父亲犯法，儿子可以为父隐，否则人类伦理就要瓦解了。法治必须是good law，要符合社会的价值，否则就要崩溃。
保持清醒、不含糊，林毓生向来如此，即便已经八十多岁，头发全白、语速变慢，接受采访时他总不配合记者想“拉”着受访人走的把戏。“你这样说不对（不准确）”，“我不这么认为”，“你没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后来总结，林毓生的“逆”，多在三种情况下出现：全称判断、道德评价和政治语言。对于这三者，他几乎有本能的敏感和反感。他说到海外的谁谁、谁谁谁都和他的观点一样，随即便叮咛记者：报道用我的名字可以，用他们几个人的名字，一定要他们本人同意，我不能代表他们发言。媒体是公共舆论，有别于私下的聊天闲谈；朋友的私交再好，各人的言论和公共形象还是各人负责。
就连做演讲的时候，林毓生都会自己带个小闹钟上去，时间一到，自动终止。他说再讲五分钟，就是五分钟。不理解这种严格分明的界限，就不能真正理解自由。
（参考资料：林毓生《在哈佛大学纪念本杰明·史华慈的仪式上的讲话》《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主义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学术自由与学术积累》《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中华读书报》报道《林毓生：鸿飞那复计东西》；林颖钰等《知识贵族的公共关怀——林毓生教授访》；周天玮《道路 关怀 世变——与思想史家林毓生的对话》。）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贺伟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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