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北京青年报记者获悉，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又有了新进展。基本上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对于划定遗址范围的工作而言是重大突破。抢救和保护了以“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
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介绍，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总计出土文物10000余件。本次考古工作以抢救和保护珍贵文物、寻找古代战场遗迹、确认遗址边界为主要目的。
主要收获包括三方面：第一，通过本次考古发掘，基本上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对于划定遗址范围的工作而言是重大突破。
第二，在本次考古发掘中，遗址内出现了大西政权官银和兵器集中分布的现象，为我们认识战争发生地点提供了新线索。本年度出土官银数量近600锭，集中发现于发掘区的中部偏北，且发现的官银以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税银为主，地点主要来自成都周边的金堂、大邑、简阳、安岳、洪雅、丹棱等地，推测这批银锭原为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战中一同沉没；在大西政权官银集中发现区的东侧，发现了箭镞、火铳和铅弹等大量兵器，其中火铳包括了单眼铳、三眼铳和百子铳等不同的类型；同时我还发现了部分烧熔的金银器，对于文献中关于江口之战采用火攻的记载提供了有力证据；综上，有理由推测这一区域为江口之战的发生地点或者已经很接近发生地点。
第三，通过本次考古发掘，抢救和保护了以“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荣世子宝”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已残，存“荣子宝”三字，根据2020年度遗址内出土的“蜀世子宝”金印推测，这枚金印应为“荣世子宝”。印台边长11.24，厚3.28厘米，残重5915克。“荣”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常德荣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荣王世子所拥有，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永昌督理之印”银印，方形印台、印钮缺失，印面铸有九叠篆文“永昌督理之印”六字，印背刻有“癸未仲冬吉日造”和印文的释文。印台边长9、厚0.8厘米，重591.2克。这枚银印与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金质“永昌大元帅印”的印文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可知二者为同一批铸印。“永昌”二字为李自成年号，因此推测这枚银印为李自成为求得张献忠支持，在其称帝前夕赐予大西军，对于研究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农民军关系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钦赐崇德书院”铜印，表面鎏金，长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篆书“钦赐崇德书院”六字。印台长13.9、宽4.16、高2.53厘米，重1245克。“崇德书院”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内讲学、刻书的重要场所。吉府“崇德书院”本图书，无论校勘、版刻、用纸皆为当时翘楚，亦为后世所重，历来被视为珍本。这枚吉府书院印的发现，对明代文化教育的研究，是非常珍贵的实物史料。
刘志岩表示，下一步，将对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进行修复和保护，并根据出土文物的类别，开展相关工艺研究工作；继续系统开展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考古资料整理工作，并根据工作进度拟定考古报告的出版计划；通过本次考古发掘，遗址的南部边界已经比较清楚，但在工程施工范围内仍未发现遗址的北部边界，鉴于遗址的重要性，为科学规划和保护遗址，需要开展更多的考古勘察工作作为保护支撑。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同步推进江口沉银博物馆的建设和展陈工作，力争在2023年底建成开馆。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宋霞
编辑/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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