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出生于1923年，2022年9月22日晨在沪离世，享年100岁。 （央视网/图）
2022年9月22日，任溶溶在上海去世，享年100岁。他是老编辑，退休前担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也是老翻译家，有七十多年的译龄；同时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没头脑和不高兴》被誉为新中国最优秀的短篇童话；到晚年，他又成为上海最重要的掌故散文作者之一。
已故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认为，任溶溶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儿童文学翻译家，能和他比肩的，大概只有翻译过《安徒生全集》的老作家叶君健。
刘绪源从童年时期便熟知任溶溶的名字，早在尚不识字时就读他翻译的图画书。那时很多儿童图画书都是任溶溶从苏联译过来的，“几乎每篇出自他译笔的作品，都充满童趣，一念了开头，就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朝你扑过来，让你欲罢而不能”。和刘绪源相似，几代小读者对任溶溶的喜爱,都是从童年起便确立了。
在任溶溶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时代，占据主流的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儿童文学作家的地位不高，在纯文学领域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时至今日，童书市场如火如荼，但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依然凤毛麟角。任溶溶那一代老作家作品中发自内心的童真，连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影厂的动画片中展现的天真烂漫，在今天难以复寻。
儿童文学首先得是文学，还能熏陶孩子，使他们变得更好，但这绝不是通过说教的手段达到的，任溶溶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他使儿童文学不再勉强负载沉重的教育目的，而是更多地给予孩子们快活。
“我不想返老还童，我才不要当现在的小孩子，他们不快乐，被管得太‘死’了，各种功课我想想都害怕。现在每个孩子好像都要成龙，哪有那么多龙？我觉得一生就要快乐点。”二十年前，他已这样呼吁了。
生来就该干儿童文学这一行
任溶溶不止一次说过，自己走上儿童文学翻译、创作之路有些偶然。
1946年12月，《儿童故事》月刊问世，编辑之一是任溶溶的大学同学邵惠平。老同学找到任溶溶，请他帮忙翻译稿子，最好每期都来几篇。他乐呵呵地答应了。他去外滩的别发洋行找资料时，外文书店里的原版迪士尼童书吸引了他，他觉得那些画太美了，便买回来陆续翻译，从此一头栽进了儿童文学的世界。
任溶溶的译稿陆续出现在《儿童故事》上，他还自译、自编、自费出版了十余种儿童读物，大多译自迪士尼的英文原著。
著名翻译家姜椿芳代表时代出版社前来约稿，又使从小就爱好苏联文学的任溶溶开始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与儿童文学结缘的同时，他成为了父亲。任溶溶本名任根鎏，后又改为任以奇，从事翻译后，女儿的名字被他署在自己满意的译作上。后来，“任溶溶”的名气越来越大，想改也改不回来，于是家里有了两个任溶溶，收信、接电话时总需要问一句，找“老的”还是“小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任溶溶的译作中，充满童趣的儿童诗占了相当比重。他选择的原著作者，都是苏俄文学史上名声显赫的人物，比如俄国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苏联著名的红色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苏联儿童文学的倡导者与奠基人之一马尔夏克等。
任溶溶曾私下感慨，“我翻译这么久，觉得最有成就的是翻译儿童诗。这样大量翻译儿童诗的作者，我觉得我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国内翻译界大部分人都在翻译《牛虻》《斯巴达克斯》等革命作品。任溶溶擅长英文和俄文，又偏偏最喜欢翻译儿童文学，因此成了全国少数几个专门翻译儿童文学的人。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马力曾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全国的翻译工作者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共426种，而任溶溶一个人的翻译就达30多种，约占翻译总量的8%。”
偶然的人生轨迹，其实蕴藏着某种必然。初中时，任溶溶在英国人办的学校读书，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经过上海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中文系四年的学习，他对于汉语和文学具备了系统化的知识，在此期间，还苦学了俄语。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参加左翼文化人发起的文字改革运动，成为年轻的中坚分子。他经常拿家乡的方言和普通话作比较，从中探索语言的秘密。对于民间或香港电影里的“搞掂”“无厘头”一类词汇，他也能探源寻流，作出自己的解释。
童年时，任溶溶有两“迷”。一是“影迷”，他三四岁时，就由大人抱着去看电影，特爱看滑稽喜剧，比如卓别林、劳莱和哈台。二是“书迷”，三年私塾时光，让他熟悉《论语》《孟子》传统典籍，课余时间着迷于《济公传》，《木偶奇遇记》给小学的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真正从事儿童文学之前，电影和书已经滋养了他的热情，打下了基础。
任溶溶对充满童趣、幽默，快乐好玩的东西有着天然的迷恋，他曾说，自己生下来就该干儿童文学这一行。作家陈丹燕在《儿童时代》杂志社担任译文编辑时，编校过任溶溶的作品，她发现，这位看上去有些可爱的老者，特别擅长翻译以幽默男孩为主角的作品，“他的本性可能是一个快乐的男孩，所以这部分会跟他特别契合，他有那种小男孩对世界的乐观勇敢的看法”，陈丹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任溶溶创作的“没头脑”和“不高兴”。 （央视网/图）
“每个字都得让小朋友看得懂”
“跌倒了还要抓点东西。”“文革”时，曾在广州度过十载少年岁月的任溶溶，对这句广东民谚有了共鸣。
被抄家以后，劫余中存留了意大利文速成读本。白天他在干校养猪场劳作，晚上回到家里，便学习意大利文，为了养精蓄锐，他在菜场的摊头上睡过至少二十多个午觉。
“打小小的窗洞里望着外面一小块晴朗的蓝天，不禁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渴望。”翻译《木偶奇遇记》的念头，就此在任溶溶心里种下了。1979年，他终于将这本从小热爱的书译成了中文。匹诺曹每次说谎鼻子会变长的情节，令任溶溶一边翻译一边大笑。
《木偶奇遇记》是任溶溶最为满意的译本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有数十个中文译本面世，任译是国内唯一直接从意大利文翻译的中文译本。
改革开放后，任溶溶由专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转译欧美作品，特别将目光投向了获安徒生奖的作家作品。20世纪80年代初，任溶溶将翻译主攻方向对准了瑞典作家林格伦，一口气翻译了她的八部作品，其中包括《小飞人》和《长袜子皮皮》。
林格伦笔下的皮皮小姐，绝非那种传统的、正面的儿童形象，她是一个力大无穷、爱吹牛、喜欢恶作剧的女孩子，她做的事因违背大人意愿总是被称为“坏事”，孩子们却因她的行为而兴奋不已。小飞人卡尔松更是一个狂放不羁的野孩子，令处处受到管束的主人公“小家伙”无比羡慕。
“这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工作者：渴望母爱与家庭（乃至社会）的温暖，与渴望冲破束缚、张扬自由的天性，这正是儿童文学两大永恒的母题……而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长期以来唯有前者却没有后者！”刘绪源指出，是任溶溶将林格伦的作品介绍到中国，从而打开了儿童文学创作者的眼界。
千禧年之前，任溶溶翻译了一系列活泼热闹的童话，杨松的《魔法师的帽子》、达尔的《女巫》《玛蒂尔达》、巴里的《彼得·潘》等作品，为刚得知安徒生奖的中国儿童文学界提供了珍贵的参照。千禧年之后，任溶溶译笔下的主角，逐渐变为令人感动、钦佩的成长型角色，鼠小弟、蜘蛛夏洛、哑天鹅路易斯等人物，都在告诉孩子们怎样面对竞争、挫折，学会合作、坚强。
在翻译、作家身份之外，任溶溶的编辑正职较少为人所知。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少儿社编辑部副主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每天八小时用来编书、编杂志。
他参与创办的《外国文艺》杂志，曾是一代文学青年的精神食粮。1978年的第一期，刊登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这是国内首次公开介绍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本影响了我这一代作家写作风格的杂志，叫《外国文艺》，他当时是《外国文艺》的编辑，给予我们很多。”陈丹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编辑这重身份，使任溶溶得以长期关注当代外国文学作品，获得了异常开阔的视野。
有一次，翻译家水夫对任溶溶说：“我过去译《青年近卫军》用的不少词汇现在不合适，只好把全书重新修订一遍。你倒聪明，翻译用口语，因此你译的书现在照样可以出版。”任溶溶哈哈大笑：“我译的是儿童书，每个字都得让小朋友看得懂！真是讨了巧。”
口语化，是任溶溶翻译童书一贯的原则，也成为他译文的一大特点。无论《安徒生童话全集》还是《夏洛的网》，都能在前人优秀译本之上出新。
1979年康馨翻译的《夏洛的网》，语言典雅，令人印象深刻。康译版和任译版的读者曾经在论坛里对两版做过长期的比较、争论。任溶溶认为，翻译三原则“信达雅”中，“信”是最重要的，文字、风格要忠于原著，《夏洛的网》原文语言简单、优美，那么翻译也应当是简单、优美的。
任溶溶翻译美国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的代表作《The Cat in the Hat》时，为了和英文一样押韵，把书名译成《戴高帽的猫》。这是他对儿童文学翻译特殊化的处理。他很明确，译儿童书和译大人书不同，翻译时偶尔加个注解还可以，多了孩子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译者最好能想个对应的中文文字游戏，符合原作精神，让小读者感到好玩，即使文字上没有那么贴合，也是一种“信”的体现。
“一个有心灵需求的翻译者”
1956年1月，早上8点左右，南京西路铜仁路口的上海咖啡馆，走进一位三十多岁的常客。每天上班前，任溶溶会先到这里喝咖啡。这天是他和《少年文艺》编辑约定的截稿日，10点前，他得把稿件交上去。
他在稿纸上挥笔疾书，半个多小时后，一篇五千多字的作品完成了——这就是后来中国现代童话的经典之作《“没头脑”和“不高兴”》。这篇在倒计时中诞生的作品，似乎早就在任溶溶心中存在着，只待化为文字。“武松打虎”而虎“不肯死”这段，便来自任溶溶儿时看到的一段广东梨园掌故：一个扮老虎的演员向扮武松的演员借钱抽大烟，“武松”不肯借，“老虎”就一直不倒下，直到“武松”答应，“老虎”方肯被打死。
儿童文学史家韦苇曾在采访中直言，在那个时代，连公认的大作家都没有留下多少耐得住时间风雨磨蚀的篇章，可《没头脑和不高兴》的艺术质地却能够排沙见金。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任溶溶从儿童鲜活的生活中捕捉住了男孩典型的性格方面。所以，今天我们来读这件童话，看‘没头脑’和‘不高兴’两个活宝，依然仿佛是他们正嬉戏和顽闹在我们身边。”
任溶溶把自己早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定性为“客串”，至1962年前后才算“认认真真”。与童话、儿童小说相比，他的儿童诗创作数量多得多，他自认“性子急，儿童诗短小，好写”，也深知儿童故事在构思等方面要求很高，因此宁愿少写，也不愿粗制滥造。
“像任溶溶这种翻译家，同时自己创作，你就相信他翻译的东西的质量。如果一个人不从事创作，你就会怀疑他虽然看懂了，但是他表达不出来。”陈丹燕认为，任溶溶的创作和翻译没有割裂之感，他创作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和译作《匹诺曹历险记》《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你可以看到行文是非常接近的”。
在阅读《安徒生童话》时，陈丹燕发现，叶君健老先生翻译《海的女儿》这类抒情故事更显本色，而任溶溶长于表现《老头子说的都是对的》这类作品的滑稽风趣。
追根究底，翻译是译者生命底色的一种展现。在任溶溶看来，人生的苦难，更需要一种常驻心头的明亮与轻松去平衡。正如他在《老人言》一文中写道：“作为老人，我只希望电视多播些喜剧和大团圆的戏，更希望现实生活中开心的事也多些、多些、再多些。”
“他不是没有经历过艰难的日子，他很打动我的就是这种承受和接受的平静，他并没有因此变成一个非常悲观或者沮丧的人。很多老人需要很多安慰，但是任溶溶先生不需要什么安慰，他经常会安慰我们。”陈丹燕记得，自己年轻时，似乎在他面前抱怨了一句世道之乱，任溶溶的回应依旧是开开心心的，调侃她连大肠都不会吃，自己和她没有什么好多说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坚强。”
1971年，干校成立“翻译连”，将曾做过译文工作的人都调来，每个人负责几章，最后由一个人统稿，翻译内部书。干校里没有字典，工宣队的人要求20天内交出40万字的翻译稿，留下一句，“你们有什么好改的，上面写了热水瓶，你就写热水瓶嘛”。任溶溶把这段往事称为“来料加工”，那时他不能凭心愿选择翻译的作品，还得被迫接受流水作业的翻译方式。
陈丹燕理解他内心的波澜，“他说应该我选择作品，我去把握用什么风格。他认为他不是工具，他是一个有心灵需求的翻译者。你看他那么随和，其实他是很有底线的。”
第20届陈伯吹儿童文学颁奖仪式上，80岁的任溶溶获杰出贡献奖，他失声大哭，高喊“儿童文学万岁万万岁”。他说，他哭是因为怀念伯吹老，自己做得也还很不够。
任溶溶的一生与儿童文学互相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些所谓的成年人正是从这些儿童文学中找到了童年逝去的伤怀之美。”他生前说，“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是让孩子看了能微笑，成年人看了能回到童年单纯氛围的作品。”
（参考资料：金波《天造地设顽童心·任溶溶》、刘绪源《任溶溶——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人》、王珊珊《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研究》、河西《百岁任溶溶离世，他的重要性尚未被充分重视》）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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