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人们呀，我们赶紧联合成劳动组合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上的这句话出现在1921年《共产党》月刊第六号中，这份珍贵的文献就珍藏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内。这一份宣言，改变了中国工人的命运。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主管袁梦说：“中国共产党一大结束后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8月11日在上海宣告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个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构。”
“过山跳”一步一颤抖
旧时上海的码头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三代码头工人》的歌谣：“爷爷是个码头工，压得背驼腰又弓，受尽工头打和骂，三顿薄粥照面孔。爸爸也是码头工，挨打挨骂更加凶，七三拆账刮得狠，身披麻袋过寒冬。我也是个码头工，上海解放喜冲冲，从今翻身做主人，有吃有穿不愁穷。开动机器来装卸，建设祖国真光荣，感谢恩人共产党，歌颂领袖毛泽东。”那时的码头，工人装卸货物基本上全靠人力，劳动工具也极简陋，除了跳板、箩筐和少量人力板车、手推车外，工人还要带杠棒、绳子和搭肩布，上千斤重的货物也都靠多档杠棒人力搬运。码头歌谣讲述的，就是这种全靠工人肩膀扛着送进仓库的情景。
码头工人肩上的货包都重达两三百斤，扛着沉重的货包，码头工人奔走于码头与仓库间，遇到上楼，还要爬几十级阶梯。走得慢了，工头的皮鞭、藤条就会劈头盖脸地抽上来。在卸煤炭时，一尺多宽、一丈多长的跳板，一头搁在船边，一头架在高凳上，然后一块板一块板地延伸至煤场上的“煤山”。这就是走道，工人称之为“过山跳”。两个工人抬着200多斤的煤箩，在“过山跳”上奔走，一步一颤抖，稍有不慎，就会跌下跳板，非死即伤。在当时的码头上，这种危险的作业比比皆是，所以，工人中还流传着另一首歌谣：“上压肩膀，下磨脚板，根根毛孔流血汗，码头处处鬼门关。”
除了码头工人的歌谣，在陈列柜里，还能看到这样几块木牌子，上面刻着“布机间大小便”“内棉五厂细纱间大小便”……当时的上海，各个工厂的工人们上厕所居然也要许可证。
自19世纪开埠后，上海工商业发展迅速，但工业繁荣的背后，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在资本家、殖民者的层层剥削压迫下，工人阶级自身维权意识逐渐觉醒，五四运动期间，工人阶级发挥主力军作用，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由于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工人对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未来社会的前景以及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不大了解。
秘密刊物上的宣言
在1921年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六号上，有这样一份改变中国工人命运的《宣言》：“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一个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这本《共产党》月刊，是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由李达任主编，创刊号《短言》为陈独秀撰写，总共出过6期，存世极少，十分珍贵。
上海共产党早起组织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
创办初期那会儿，为筹集经费、开源节流，李达和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沈雁冰商量，由月刊社成员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以稿酬作为运营经费。在最困难的时候，李达一个人承担了从写稿、编辑到校对、发行的全部工作。起初，由于是秘密刊物，不能够公开发行，所以《共产党》月刊都随《新青年》一起附赠。
《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最早设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后迁至辅德里625号一个不到6平方米的亭子间里。反动当局严禁“过激主义”言论，追查“过激党”分子，共产党人冒着被反动势力监控和迫害的危险，采用化名的办法来保护作者和刊物的安全，如李达用“胡炎”和“江春”，李汉俊用“汗”和“均”，沈雁冰用“P生”，施存统用“CT”。
在《宣言》发表前，有一次《共产党》还开了个“天窗”，这在我党的报刊史上是第一次。原本月刊第三期发表的首篇文章《告中国的农民》，结果刊物的第一页没有文章的原文，而是印了12个大号铅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以此告知读者，第三期在出版印刷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干扰。这是反动势力没收该刊稿件的有力证明，也表达了刊物对此的强烈抗议。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迅速将全国工人组织起来，形成统一的劳工力量。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英美烟草工会。此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行业工会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亲密朋友“小李先生”
事实上，在《宣言》发表前，1921年7月，在上海英美烟厂已经有八千余工人抗议洋监工克扣工人工资、殴打工人，举行同盟罢工。此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不过当时工人们只知道我今天罢工了，我不去上工了，但后面怎么做，他们不知道。
《宣言》发表后，党组织迅速派出李启汉积极参加领导这次罢工运动。李启汉来到罢工工人经常集聚的吴家厅刘公庙，向工人了解罢工的情况及罢工期间工人的状况。在思想上启发教育工人，在具体行动上帮助工人组建罢工领导机构，起草罢工宣言和传单，并提出与英美烟厂资方交涉的八项条件。在李启汉的组织下，那些工人知道了怎么罢工，也学会了怎么去跟资本家谈判，怎么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这样，李启汉成了罢工工人的亲密朋友，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小李先生”。经过20多天的斗争，罢工取得了胜利，并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上海烟草工会。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开第一场会议场景
浦东英美烟厂的这次罢工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罢工，经过三个星期的坚持，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2年，中国革命力量迅速汇聚并开始向高潮发展。从年初的香港海员罢工到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罢工高潮在全国各地形成。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分部所在地为中心形成了北方区、武汉区、湖南区、上海区和广东区等多个罢工重点区。
从全国来看，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分部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相互激荡，高潮迭起。据不完全统计，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全国共举行百余次工人运动，参与人数超30万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推动工人运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注重发展工人运动中的骨干，在斗争中培养党的干部，为党的事业蓬勃发展造就了一批杰出人才。
道出工人的心里话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字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起的，“劳动组合”即工会之意，“书记部”即秘书处的意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后，相继在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设立了分部机构，将工人运动的火种播向全国各地。毛泽东当时是湖南分部的负责人。
举办工人补习学校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曾创办过《劳动周刊》，每周六发行，最高发行量达到5000份，它的作用是向工人宣传工人阶级团结和组织的重要性，启发工人按产业组织起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分部成立之后，立即投入到繁忙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寂静的深夜，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那间简陋的房间内，李启汉和战友们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劳动周刊》编撰宣传中，一份份带着油墨香的刊物送到工人们手中，鼓舞着工人阶级勇敢组织起来，为被剥削、被压迫者鼓与呼。
《劳动周刊》在发刊词中指出：“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周刊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反映当时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并以各地罢工斗争和建立工会的消息来激励工人的斗争意志，还有不少工人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
1922年7月12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公共租界巡捕房搜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北京，邓中夏为主任，罗章龙为副主任。上海改设分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书记部立即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号召全国工人联合起来，“干预政治、打倒军阀”，同时，书记部转入地下，进行秘密工作，逐渐由产业工会代替领导工人运动的职能。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筹建中华全国总工会，1925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完成其历史使命。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3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谱写了中国工运史上的壮丽篇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吴冠玟 图、视频/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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