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昀在新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以下简称《丝绢案》）里，被网友批评了。
情绪克制一些的批评，还只是吐槽他的演技太刻意了、不自然。
情绪奔放一些的批评，索性就说他疯疯癫癫，像是“被僵尸咬了”。
但如果看过“文字鬼才”马伯庸的同名原著就会知道，其实这个锅，不应该张若昀来背。
换句话说就是：这是编导改编的问题，而不是演员的问题。
原著不是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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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绢案》，改编自马伯庸的历史故事书《显微镜下的大明》。
需要强调的是，这本原著不是小说。
它是一本记录了发生在明代的六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马伯庸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里，挖出这六段往事的来龙去脉，其间的点滴细节，都被讲述得如在眼前。
透过这些事件和细节，我们看到了明代的官僚阶层和基层百姓，以及权力机制和社会样态的真实面貌。
张若昀主演的《丝绢案》，就取材自这本书的第一个故事《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
它说的是发生在徽州府的一场民间骚乱。
这次骚乱，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时间却很长，从隆庆三年（1569），一直闹到万历六年（1578），中间还换了一个皇帝。
到底是什么事儿，能闹这么长时间呢？
其实说起来很小：就是一个精通算术的学霸帅嘉谟（剧集改名“帅家默”），在争取当个管钱粮税赋的小官吏时，因为拿着徽州府历年的钱粮赋税账目练习盘账，发现徽州府六县中最富裕的歙县，每年需要拿出一笔8780匹的丝绢税。
也就是说：徽州府下辖六个县，但这8780匹的丝绢税，却让歙县一个县承担。
帅嘉谟就想搞清楚这笔税的来龙去脉，结果一查不要紧，这笔税早在公元1365年，也就是朱元璋建立明朝三年前，就存在了。
等于说：大明王朝开国才201年，但歙县的老百姓却当了204年的冤大头。
按照马伯庸的说法，既不是歙县人也不是徽州府人的帅嘉谟，不知道是出于正义感、乡土情结，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总之就是提笔上诉给了当时的应天巡抚海瑞。
从1569年帅嘉谟把诉状提交给海瑞，到1578年帅嘉谟被“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这九年时间里，徽州府的日子相当不太平。
从徽州府六县的百姓、乡绅乡宦，再到一府六县的大小官员，甚至连大明王朝的户部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被搅了进来，中间甚至还发生了婺源县秀才程任卿（剧集改名“程仁清”），联合大族乡绅成立议事局，俨然要自治的严重事态。
马伯庸笔下的《徽州丝绢案始末》让我们看到，从中枢到地方、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利益集团，究竟如何各怀心思，彼此攻讦、算计、妥协。
更关键的是，透过这个案子，马伯庸让我们注意到大明朝廷的决策如何出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运作，利益集团之间又是如何博弈。
也就是说，在马伯庸的原著里，尽管这件事是由帅嘉谟挑起，但他并不是主角。
主角不是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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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的历史故事，全被具体而微的小事件联系着。
它们最让人惊心动魄的点，不是王侯将相的朝堂斗争，而是支撑这个国家的小官小吏和小老百姓们，如何以细小齿轮的身份，推动着大明王朝这台国家机器运转。
《徽州丝绢案始末》的重点，就是让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的政治生态里，权力到底是如何对利益进行分配的。
这就注定它的影视化改编，会变得很困难。
因为它没有绝对的主角，而是一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群像戏。
如果把这样的故事一板一眼地影像化，那就意味着它会变成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糊涂账，或者是全篇毫无重点的流水账。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主创就选定帅嘉谟做主角，由他串联起整个故事。
这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次事件确实由他挑起，而且最后也以他被“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作终结。
但是问题出在了人设上。
在马伯庸的考证里，帅嘉谟这个人，是一个精通算术、但不精通政治的人。
他只是不精通政治，但并不是个呆子！
就像他第一次写的呈文，就有四个机锋。
第一是引用《徽州府志》的官方文案，证明自己说的这件事是真的；
第二发起感情攻势，认为歙县替徽州府其他五县交了这笔丝绢税，很不公平；
第三打政治牌，指出当时政府正在推行强调“均平”原则的“一条鞭法”，认为徽州府应该响应国家政策，趁机纠正这个存在了204年的错误；
第四，帅嘉谟还急上差之所急，主动给出了解决方案：要么徽州府六县按人头均摊，要么按照田地均摊。
从这个呈文来看，帅嘉谟绝对不是剧集版里呆头呆脑、不精通政治的算数天才。
恰恰相反，帅嘉谟明显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所企图的人。
但这样的人，怕是很难成为国产影视剧的主角，因为他的动机里，很难说没有投机的成分。
国产影视的正派主角，怎么能投机取巧呢？
安全起见，那就把他往理想主义的阵营里划分，让他变成一个认为数字是天下大道、却对政治和人性一窍不通的“算呆子”。
国产影视的正派主角可以不投机取巧，但是可以赤诚着呆呆傻傻。
于是就有了部分网友尖锐批评的“张若昀被僵尸咬了”的帅家默。
归根结底，这不是张若昀的问题，而是主创在为这个故事选定主角时，综合当下的影视创作环境，所能选择的最为稳妥的方式。
说得难听些：要想在当下的影视环境里，去表现一个主角跟权力结构叫板，呆呆傻傻就是最安全的办法。
因为呆子对权力和秩序是无害的，也是最好被收拾的。
重点不是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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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导演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
我的很多电影是从小说改编的，但我其实不太注重小说里面的情节；我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时候，我只看一遍；我怕自己再看下去我会进入到那个小说里面，这就拍不出好电影了。
李安导演
可能怕别人不明白，李安还在最后总结说：“小说里什么东西打动你，然后你就用电影的方式做你想做的东西。”
能不能抓住李安导演说的“打动你的东西”，是考验创作人的关键。
比如张艺谋，他就是被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里的画面给震撼到，才拍了《红高粱》。
《红高粱》（1988）
反观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不管哪一个历史事件，它们最撼动人心的地方，根本不是某个人物做了什么，而是当时的权力结构，如何被作用在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人身上。
比如帅嘉谟，看似是他挑起了丝绢案，但身处权力结构中的每一个人，都把他碰撞出了原以为的命运轨道之外。
在马伯庸的考证里我们知道，他能在第一篇呈文里留下四处机锋，证明他对政治有企图；企图失效后，他又越级上告，证明他有为了这个政治企图放手一搏的勇气；
而且从一开始，他就利用歙县民众的恐慌心理，收敛了大量钱财、假公济私，说明他在整起事件里，确实包藏私欲。
所以最后官府给他定的罪名是：“将不干己事情，捏造写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以陈奏而敛取”，然后“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
这是一个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决，翻译过来就五个字：“谁让你多事？”
很显然，大明官方是在把一个法律问题，给政治/权力化处理。
而这也恰好就是我们此前说的，《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最撼动人心的地方，不是谁做了什么，而是权力结构如何作用在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人身上。
但很可惜，剧集版《丝绢案》尽管也对这个部分进行勾勒，但它最终还是把这一切变成了阴谋，变成了反对派对帅家默的阻挠和陷害，变成了官吏为保住既定利益如何勾心斗角。
如果说马伯庸是在写权力和政治在利益面前对个人的戕害，那改编后的剧集版，则不过是说了一个我们早已在国产剧集里司空见惯的官场、民生和阴谋罢了。
作者丨毛头
所见即所想。
编辑丨毛头 排版丨石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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