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放弃，说明我还年轻。如果我老了，我就要抓住点什么，不敢失去，不敢奉献。只要敢奉献，才是真年轻。”
最新的长篇小说《不老》中，作家叶弥借主人公孔燕妮之口这么说。
《不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时代的转折点上，人们在热烈地拥抱着新时代。
小说中，孔燕妮出场时已经是那个江南小镇的一枚“老姑娘”了，有人觉得，孔燕妮已经是快40岁的中年人了，应该追求稳定，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女性，尤其不应该任性。
但她就是任性，用她的爱，用她对梦想的追逐。
作家叶弥也是任性的人，原本在苏州城里生活得好好的，非得一个人跑去太湖边的一个小镇住着，而且一住就是15年。
曾经，每次她要写作的时候，就烦躁不安
“今天风很大，下着雨，下了一整天了，还没有停止。没有热水，没有电视，没有报纸。如果要进城的话，就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加上等车的时间，来回一趟起码三个小时。还是在家里吧，看书，做家务。夜里停电了，点上蜡烛，心不由得静了，感觉到自己在缩小，小得如雨夜里的一棵草。”
这是作家叶弥2008年3月22日日记中的一段，这天，是她在一个叫浦庄的小镇的第八天。浦庄是太湖东岸的一个半岛，离苏州城区车程一小时左右。叶弥居住的院子，周边杂草丛生，她来看房的时候，开窗看见了一片有白鹭起降的稻田，这给了她很好的感觉，她没再去看别处的房子了。请人收拾了一下后，便带着她收留的四只猫住了进去。
叶弥之所以从苏州城区搬到这么个偏僻处，按她自己的说法，是当时她有诸多不满，最不满的就是“自己”，人感到浮躁，身体也不舒服，经常是无来由的失眠，安眠药从1粒吃到4粒，“生活上也找不到动力，写作不能带给我快乐”。而之所以感觉不到写作的快乐，是因为她当时找不到写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其实，叶弥那时已经有了些名气，由她的小说《天鹅绒》改编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刚上映不久，虽然这部电影的票房不到2000万，但被业界认为是史诗级的神作，而叶弥，自然而然是这神作的源头。
仅从叶弥当时发表了的小说来看，无论是《天鹅绒》，还是《小女人》《成长如蜕》，都会因为其文字显现出来的沉静而简洁的叙事风格，而认为叶弥应该是在从容不迫、气定神闲的状态中写作的，但她在接受各种采访中曾多次坦言她的烦躁，“每次我不得不坐下写作的时候，我总是想：唉，又要写了”。
叶弥正式开启不定时的“又要写了”的模式，是她30岁的时候，当时她在《苏州》杂志做散文编辑。她有一个伯伯，曾给林彪烧过饭，有人称他为“江南厨王”。“江南厨王”和《苏州》杂志当时的主编陆文夫是老友。陆文夫知道厨王有很多不肯讲给人听的故事，便让叶弥去“挖”。一次又一次，最后“挖”得厨王要哭了，说，有些事不好讲的呀。“挖”的结果，成就了叶弥的第一篇小说《厨王》。
这篇3000字的小说，是叶弥自认为的“经营文学”的开始。虽然，这之前，作为《苏州》杂志的临时工，不高兴组稿的她在缺稿的时候会自己写一篇化名顶上，但她并没有认为自己开始了文学创作。
叶弥的文学梦，最早可以溯源到她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是文学青年遍地的1980年代初，从小喜欢文学的她那时自然随大流报名了一个创作培训班，并且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千字左右的小小说。但随后恋爱、结婚、生子，一大堆事情让离文学一直很近的她却没想过要面对它，直到她30岁的时候，因为早早地做完了一些事，而她对生活的感受也在那时候饱和到一触即发。于是，在《厨王》创作出来之后，她真正开始了面对文学、进入文学带给她的世界和她创造出来的文学世界。
“你在哪里搞来的这个素材？”“写小说不要重复自己”，在《苏州》杂志当临时工的那几年，陆文夫多次语重心长地对叶弥这么说。虽然当时叶弥听了一言不发，觉得这样的意见和建议是大惊小怪，认为写小说就是玩的，而玩所有的东西，都是重复的，跳绳啊踢球啊，都是重复运动。若干年后，叶弥推翻了自己当初的一些认识，认为陆文夫是对的。
或正是因为认识上的调整，每次她要写作的时候就会变得烦躁，烦躁多了，她就想找个安静一些的地方。太湖东岸的浦庄就进入了她的视野，2008年春天搬进去到现在，差不多有15年了。她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香炉山》便是她在浦庄住下来的第二年写的。
“香炉山一条路，一个人，一弯月亮。路两边是稻田，还没显亮的萤火虫在稻田里飞来飞去，却不落脚。一望无际的稻田里，有几处聚拢着蛙，精力充足地大喊大嚷——大自然的声音，你不会觉得烦呢。”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香炉山》中，主人公散步所见、所想，便是叶弥在浦庄散步时见过的、想过的。
叶弥借助主人公，一直在努力“脱壳”
“叶弥诠释人生，一支笔可以翻山越海，但最终都是点到为止，绝不做道德的审判官，这是她作为小说家的高明之处。而她写的少年，都是路上的少年，反抗的少年，想知道日升月落大道理的少年，换句话说，叶弥借助主人公，一直在努力‘脱壳’，努力求蜕变，在芸芸众生探求生之意义。”
上面这段对叶弥的评论，来自作家迟子建。如迟子建所说，叶弥确实经常写到少年。《香炉山》中的“苏”是少年；《成长如蜕》中的“弟弟”是少年；《美哉少年》中的“李不安”是少年。
叶弥搬到浦庄后的第二年，开始写作长篇《风流图卷》。《风流图卷》中虽然也有少年，如张风毅，但叶弥一心要塑造的主角孔燕妮却是少女。
叶弥在《风流图卷》中，叙述者和她大多数小说一样设定为第一人称的“我”。小说的开始，便借“我”之口，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明确的时间：“哪里来的雷呢？晴朗天的‘雷声’调动起了吴郭人的兴奋激动，我在半醒半梦中听得周围邻居一片欢呼，我还听到我妈那脆生生的嫩梨嗓子说：‘礼炮响啦。庆祝吴郭解放九周年啦！落后分子都竖起耳朵来听听吧！’”晴朗天里怎么会响起“雷声”？原来，这是吴郭市在庆祝本市解放九周年。解放九周年，也即1958年。小说从1958年写到1968年，主角“我”从15岁成长到25岁。
“从五八年我蒙受厄运开始到现在，十年了，我还是没能找到人生的开始。何谓‘开始’？‘开始’是现在的安心和未来的愉悦，我还在叛逆，远没有安心和愉悦。想起未来，我的心里涌出阵阵恐惧，连柳爷爷那样的人生都落入如此结局，我越来越怀疑人生是否有开始，我们是否一出生就落入如此结局，没有开始，只有结束。如果这样，人的伟大体现在何处？如果人类如此渺小，要怎样才能接受心高命薄的命运？”《风流图卷》中，叶弥借孔燕妮之口对时代、对个人命运发出质问。
《不老》的主角，仍旧是孔燕妮，不同的是，叙述者由第一人称的“我”，转化成了第三人称。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为1978年。故事中，孔燕妮35岁。从开头到结尾，33万字的时间跨度却只有25天。这25天，是孔燕妮等待男朋友出狱的25天。
叶弥是倒数着写孔燕妮的这25天的。虽然35岁了，小说中的孔燕妮在吴郭人眼中仍是叛逆的，她的情感是多变的。吴郭的人虽然热衷于看她的笑话，但怕了看她的眼神——“她的眼神里并没有放出犀利的光，她只是那么看着，温和而又深沉地盯着大家一个一个地看过来，就让大家感到害怕，害怕她一旦眼里放出光来，那就要看出大伙儿的五脏六腑来。”
这样的描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眼神犀利且同样是叛逆的孙悟空。孙悟空大闹天宫，用的是他的金箍棒。孔燕妮“大闹”吴郭，用的则是她的爱。她是众人眼中正大光明地去突破边界的那个人，而且是女人。
整个吴郭市都在传说孔燕妮要在张风毅出狱前再谈一次恋爱。故事就从25天倒计时的第一天写起，她在张风毅姐姐张柔和的豆浆摊前遇到了北京来的年轻的调研员俞华南。俞华南穿着白衬衫，有着清澈温和的眼睛，这些都让孔燕妮眼中一亮，但，让孔燕妮心中一喜，而把别人吓一跳的，是俞华南突然蹦出的一句：“要我看，国家的命运重要，个人的青春也重要。”
小说中，孔燕妮和俞华南携带着各自的“情感前史”和“观念前史”，在猜测、龃龉、冲突、争吵中逐渐走近。与此同时，张风毅的出狱又在一天天迫近——叶弥巧妙地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上搭建了一个可以纤毫毕现地展示个人命运的叙事舞台。
主人公用大胆的爱回应时代和个人命运
“我心里的激情太多了，多得杀气腾腾的。索性我就只好不停地谈恋爱，这样我的心就得到解放和自由了。解放和自由就是一种纯净的解脱。”小说中，孔燕妮向她妹妹如是解释她不停恋爱的原因。
1978年的中国，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虽然还有人犹豫，还有人彷徨，但时代的洪流锐不可当。叶弥经历过那个时代，虽然，彼时她还只是少年，但她感受过畸形时代社会禁锢的可怕，也正因为此，小说中对孔燕妮的塑造是她对正常人性的重新定义。
小说安排孔燕妮和集体时代就偷偷开山卖石头的农民阿胡子来了段对话。孔燕妮说：“只要是符合人性的事，我都能理解，也都赞成。”阿胡子问孔燕妮人性是什么意思，她回答：“就是正常人都会做的事。”
很长时间，正常人都会做的事情，大家都不敢做，不知道怎么去做，或者羞于去做。越是禁锢，就越有人做出不寻常的事来，嫁接到小说中的《曼娜回忆录》在现实中的流传即是例证之一。小说中，叶弥还安排了写于1958年的一封情书的重见天日，这封情书是孔燕妮的父亲孔朝山写给少女张柔和的，那是“连思想都要充公”的年代，但，就是那样的年代，孔朝山写下了那封让人一听就感觉大祸临头的情书，情书最后一段如是写到：“但我也希望内心深处保有那么一丁点的私心，是你让我知道了这点‘私心’有多么甜蜜诱人。但现在不提倡也没有‘个人’这个词，所有的都是国家的，连思想都要充公。唯如此，我越发珍爱我们之间的这份有罪的情感，我希望这份情感伴我终身。”
小说中，孔朝山并没有做到让这份情感伴他终身，已经爱上另外一个女人的他，在这封信重见天日后否认是他写的。在爱的路上，孔燕妮比她父亲走得更远、更大胆，她少女时代爱过一个叫杜克的中年男子，爱过张风毅，张风毅坐牢后她还谈过两次爱，而且，张风毅出狱倒计时25天的时间里，她又迅速地投入了一场恋爱。她的恋爱她都谈得坦坦荡荡，她没有否认也没有隐瞒过任何一次恋爱，她的恋爱态度在吴郭市是笑话一样的存在，吴郭市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张风毅坐监狱，孔燕妮上天堂。吴郭市还把孔燕妮的恋爱史编成了童谣。即便这样，叶弥却让张风毅认同了孔燕妮的所作所为，张风毅对孔燕妮说：你是自由的。孔燕妮也对张风毅说过同样的话，他们的爱情是相互成全的。
小说中，叶弥颇有隐喻性地设置了孔燕妮15岁遭强暴后双手热不起来这一特殊生理现象，她爱着的张风毅也无法让她的手热起来，这双手恢复温度，是她横下心放任爱欲和诗人江红旗疯狂了一夜后。
“精神轮回的路上，有高山、深渊、荆棘、鲜花，有狂风、暴雨、天塌、地陷，有笑、哭泣、焦虑、疯癫，有物欲、性欲、食欲、种种欲……不经过，怎会走过？是这样吗？”孔燕妮这么问自己，最后她用行动作出了回答，她用大胆的爱回应了时代、也回应了自己的命运。
对话|“我不是孔燕妮，但我喜欢她，她一直在追求”
潇湘晨报：听说您收留了不少流浪猫狗。
叶弥：我家里现在还有五条狗、六只猫，全是我收留的流浪猫狗。我也不是非要收它们。但是，没办法，我住的这个太湖边，外边是一个很宽的绿化带。这边打工的人、农民，家里的小动物生了病，就全朝这边扔。扔了后，它们不走，饿了就拼命地叫。所以，没办法，我只好收留它们。猫我前后收留了200多只，狗有七八十条。
我现在这个地方住了快15年了。它现在看起来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小城市了，发展比较好。我来的时候，这里路上几乎没有车子，也没有路灯，现在发展得很好，但很多生活的细节并没有跟上来，例如，这里并没有宠物医院。
很多作家有自觉性，他住任何地方都能把自己修炼得很好。但我没那个自觉性，我很受外面吃喝玩乐的诱惑。当时我也不开车，到了这个地方就没地方去，只能在这里种种花，种种树，然后慢慢开始把眼睛从自己身上拿开来，看这个社会——其实我们苏南的乡镇，它能真实地反映我们中国的真实现实情况。
潇湘晨报：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
叶弥：它是承上启下的，不像北上广深那么文明、那么现代，但它又不落后，哪怕这边的农民，生活也是富裕的。你知道我们去外面唱歌，打分都是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苏南的乡镇，它就是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的中间状态，它能代表我们中国老百姓中间那一群体的物资和精神的状态。
我到这里住下来以后，时间很多，写作、弄院子、做家务之余和当地人来往、交朋友，过非常普通的生活，以前在城里还要打理头发什么的，在这里什么都不用。最开始，我也没有完全脱离开自己的比较小的东西去理解这个社会的环境。但是，慢慢因为周边的事物都在变化，我一直在观察，一直跟它们在一起，所以就变得可以客观、公正地看待所有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跟自己的精神、跟自己的写作连接起来。刚开始我还是局限于写本地的一些东西，了解多了后，发现这些东西是能够代表中国的，所以后来写的时候就不局限于一时一地。
潇湘晨报：虽然您说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但您在《风流图卷》和《不老》中创造了一个叫吴郭的城市。
叶弥：吴郭是我心目中的苏南地区。我只是把它作为小说中的一个地名。当然，里面也有我的一个理想。我的祖籍是无锡，我出生在苏州，你知道，无锡和苏州都是富裕的城市，生活很不错，但我也看到了这些城市里的不足，所以，我塑造了吴郭这个城市。当然，我塑造的吴郭没有现在的苏州和无锡那么大，我对城市大小没有执念。城市大也好小也好，它最主要的，是城市里的人要有理想、有追求。
潇湘晨报：《不老》中，您安排孔朝生写了一封吓人的信，称赞私心的甜蜜诱人。这封信在1958年的出现，感觉很不可思议，那个时候真的有人还有“私人”“私心”这些概念吗？
叶弥：一直有的，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因为这就是人性。他可能不敢在外面讲，但会在家里讲。后来家里也不敢讲了，但他可能会对自己讲。我以前不了解这一点。后来，我采访的人很杂，工人、农民、当年的造反派司令，其实真正愚昧的人是很少的，看上去愚昧的人，他其实可能只是一种从众心理，但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很清醒的，他是能够感觉到自我的存在的。当然，发展到后来，我们有些人对物质的追求过多，自我就慢慢演变成了自私。但人都是从自私过来的，有了自私才能提升，但如果一味地没有自我、只有集体，那太可怕了。
当然，像孔朝生那样的人不会多，人很多时候受环境的压迫，有时候对自己都不说真话了——我的父母只是普通的老师，我在他们身上也没发现过这种“自我”，但我在采访当中，真的发现有的人在任何年代都有“自我”的存在，只是他可能不像孔朝生那样清晰地表现出来，我让孔朝生的“自我”清晰起来，这就是文学要做的事情。
潇湘晨报：您之前有提到曾经找不到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写到这里的时候，应该找到了。
叶弥：对。《风流图卷》是我2009年写的，我住到这边是2008年。《风流图卷》2012年写好，2014年发表。写《不老》是2016年开始，写了5年。写《风流图卷》和《不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把我对把人生意义的思考体现在小说里面，我要塑造这么一个城市、这么一些人，他们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他始终是在为超越他普通日常生活的东西在努力，一直在追一些精神上的东西。就像小说中的杜克、孔燕妮的妈妈，他们一直在谈主义，一直很偏激，他们一直是错的，但他们也一直在关心中国，他们哪怕是错的，我觉得都比麻木的要好。理想化的人物和不理想的人物都是我在采访当中、在资料当中提炼出来的，他们是超越日常生活的。孔燕妮一直在追求爱情，也是一种超越。她的爱情观不等同于我的爱情观。有记者问“你就是孔燕妮吗”，说实话我真不是孔燕妮，过去不是她，现在也不是她，但我喜欢她这种人，她一直在追求，这样的人才是我们该有的模样。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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