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词最早见于东华文献。（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上疏安帝曰：“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憔心。”这里的春节是春季的意思，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春节无关。南宋文天祥<文山集）卷二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十<二十四日》诗：“春节前三日，江南正小年。”此诗作于己卯年（1339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俗称小年，再过两天，即二十六日，就是立春，所以诗中的“春节”指立春（所谓“三日”包罗二十四日），而非正月月朔。
　　时至清代，有些地方将夏历的新年年节称为“春节”。《富平县志》（清乾隆四十三年刻本十卷本，西北卷）：“春节，元日黎明时，家设香火牲果，盛服，拜天地，次拜灶，次祖考茔中，然后拜怙恃，见兄长，曰贺年。”山这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称夏历新年年节为“春节”的资料。但在其时这一名称鲜为人知，没有什么影响。
　　作为新年年节的“春节”的台甫普遍为国人所知是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以后的事。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宣告“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于是旧历的元旦被改称为“春节”，这在不少民国时期的方志中都有记述。《文安县志》（民国十一年铅印本，华北卷）：“民国以来行阳历，改元旦为春节。”《辽中县志》（民国十九年铅印本，东北卷）：“元旦为一岁之首日，故称元旦。……民国改元，称这天为春节。”《合江县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西南卷）：“月朔日为元日，民国称春节。”《林县志》（民国二十一年石印本，中南卷）：“一日曰元旦。……民国名是日为春节。”我们见到的民国时期较早称夏历新年为“春节”的文献是1920年出书的《虞乡县新志）（民国九年石印本，华北卷）：“元旦即春节。”民国政府既然破除了旧历，从维护政府权威的态度出发，也就不希望人们再过旧历的节日。顾颉刚先生1932年在给娄子匡《新年民俗志》写的序言中说：“改用阳历之后，政府固然克制阴历节令的娱乐，而阳历节令的娱乐还没有养成，又差不多不许有节令了。”事实上由于旧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政治局势，民国政府的统治力是很是有限的。传统节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想用一纸通告将其破除是不行能的。正如《巧家县志稿》（民国三十一年铅印本，西南卷）中所说的：“民国以前遵用旧历，沿习已久。及国体变换，改用阳历，推行者仅官府而已，民间仍踵故习。”《蓟县志》（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华北卷）中也说：“迩来改用阳历，各机关于一月一号照例举行团拜。城镇乡村住户、一般民众。仍于旧历元旦贺年，积习难返，此见一斑。”民国政府的划定只对它的官府有约束力，对人们的普通生活则没有多大影响，黎民们仍旧过着他们的“元旦”。个体地方或称为“年节”或“年下”。<高阳县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华北卷）：“月朔日为年节。”（新安县志）（民国二十八年石印本，中南卷）：“元旦名曰年下。·”政府划定的“春节”之名始终未能盛行开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切制度重新建设，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纪元是历代政府首先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1949年9月27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集会第一届全体集会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决议划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接纳公元”。紧接着又在1949年12月23日召开的政务院第十二次政务集会上通过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措施），划定了“新年”（公历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纪念日”等法定节沐日及其放沐日期。①今后“春节”一名才取代了盛行三百多年的“元旦”，沿用至今，“元旦”则成了公历新年的节日名。
　　春节名称的历史演变从侧面反映了节日发生生长的历史历程，折射了其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春节的名称先秦很少，两汉增多，六朝更其繁夥，唐宋以来渐以一名为主，反映了春节由孕育到兴盛到异彩纷呈再到渐趋定型的生长历程。六朝时期一个春节泛起那么多异称，这虽然跟讲求辞藻的时尚有关，但也跟政治上的破裂局势不无关系，唐宋元明清时期与统一的政治局势相应的是春节名称的相对统一，这也从反面说明晰六朝时期春节名称繁夥的政治背影。民国时期政府虽然划定了“春节”之名，但由于政治统治气力单薄，无法与强大的传统气力相抗衡，因而未能通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政治上高度统一，人们的思想看法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情况下政府划定“春节”为旧历新年之名，便迅速盛行开来。可见春节名称的嬗变跟社会政治状况是不行支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