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秋节，我的手机收到一条希望互加微信好友的留言。出乎意料，留言者是失联多年的马巽伯伯的女儿。原来她在日本读到我去年7月29日发表在“夜光杯”上的一篇文章——《〈鲁迅日记〉中的一家人》，我在文中讲述了马巽伯伯和家父李元龄长达半个世纪的厚谊，马伯伯的女儿读了以后倍感亲切，也勾起了她的许多回忆。于是，她想方设法四处打听我的联系方式，颇费了一番周折，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通过在上海的朋友联系《新民晚报》，寻到编辑，这才辗转找到了我。我一年多前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竟能让我和远在异国他乡的马巽伯伯的女儿取得联系，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也是意外之喜。
马伯伯的女儿在上世纪80年代赴日留学，自1987年起她就一直在父亲的母校——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担任研究员，从事耳鼻喉科的临床和教学工作，而她的哥哥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执教，也是庆应义塾大学的访问学者，兄妹俩客居日本已有三十多年。中秋之夜，我和马伯伯的女儿互发了很多微信，次日，又通话聊了一个多小时，共同回忆了父辈的很多往事。她说，记得她小时候就跟父亲一起来过我家做客。那应该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彼时我家还住在北京朝阳门内大街“九爷府”。后来她在父母家也多次见过家父，“李叔叔个子高高的，印象特别深……”马伯伯的女儿刚满16岁就离家远赴内蒙古插队，她动情地回忆说：“‘文革’期间，父亲已年近古稀，因患病一只手无法动弹，当时生活都难以自理，正在住院治疗，仍被勒令下放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劳动。一次，父亲血压高达220，但造反派说他是‘牛鬼蛇神’，不让送医院，是当时干校医务室的李叔叔也就是你父亲，诊断他的病情笃重，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当机立断把他送到县医院抢救，才转危为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俩真可说是患难之交！”
我也忆及上世纪80年代初，在家里看到过几本日本原版期刊，上面经常刊登有关马巽伯伯早年在日本求学经历的文章。那时我正在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学习，还曾把它们作为学习日语的课外读物。1919年秋至1921年春，马巽寄居日本福冈准备高考，其间负责给他补习英语的老师是郭沫若，负责照顾他生活起居的是郭沫若的夫人安娜。马巽从念大学预科开始就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学习，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破例应允他来旁听本科生的经济学原理等专业课程。他升入本科后又积极参加高年级和助教的研讨会，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经济学教授的得意门生。1983年，应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石川忠雄（曾担任首届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首席委员）的邀请，马巽作为庆应中国校友的代表赴日参加了庆应建校125周年的校庆活动。
在马巽伯伯家的客厅墙上挂有一幅书法作品，是章太炎先生书赠马伯伯父亲马裕藻先生的墨宝，非常珍贵。当我提及此事，马伯伯的女儿叹道：“唉，说起这幅字，真是命运多舛，甚至险些毁于一旦。”我忙问其详。她细述原委：“‘文革’期间有一天，一伙造反派突然来抄家，一眼就看到了墙上的这幅字，说这是‘四旧’，必须没收销毁。这时母亲急中生智，没等他们动手，就抢先从墙上把这幅字取了下来，厉声说：‘既然你们说这是‘四旧’要销毁，我现在就撕了它！’话音未落，只听‘嗤’的一声，这幅字已被母亲一撕两半，丢掷于地。造反派愣了片刻，看到‘四旧’已被‘撕毁’，只好作罢，悻悻而去。直到‘文革’后，秘藏于家中的这幅残字才被重新黏接起来，但一道撕缝仍然依稀可见。这幅墨宝能够劫后余生，实属不幸中的万幸。”
就这样，我们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那些沉睡已久的记忆相继被唤醒，一桩接一桩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令人唏嘘、感慨……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马伯伯的女儿已有三年多没有回国了，我们相约疫情之后见面畅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李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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