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来看，它的制度初心就是服务于国家的所有者，也就是那些大资产阶级的权力和利益。”
“‘文明型国家’首先强调我们是个现代国家，很多方面比你更加现代，这是因为我们有历史的传承。”
在东方卫视11月28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68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副院长范勇鹏教授，聚焦美式民主的制度困境。
范勇鹏：
几个月前，重庆人民众志成城扑灭山火的新闻刷屏，我看得非常感动，很多朋友把这场山火跟美国加州的山火相对比。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从加州山火就暴露出一个大问题，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看起来好像它对社会和人民没有负什么责任。
美国人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呢？8月21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受访者认为美国当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它的民主面临威胁，有74%的人认为，他的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有58%的人表示，美国最好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从这个民调的结果来看，首先，我们承认美国人还是有现实精神的，这种切肤之痛已经让他们感到国家出问题了。其次，我们也看到美国人在思想上终归是糊涂的。他们还是把这个问题归于民主，也就是说美国人很多人还天真地认为自己那套制度真的是一种民主，认为过去的所有美好时光就是拜这种所谓民主所赐。
那么，今天美国人民所感受到的痛苦困境，到底是因为美国民主受损了，还是因为这种所谓的民主本身就不靠谱呢？我觉得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个维度是时间，我们从时间维度来看，美国制度是缺乏历史责任的一种制度。
一个国家是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的人们共同空间，不同时代的人是一个共同体。一个好的制度，一定要考虑到代际因素，实现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同代际人民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大体平衡，因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嘛。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制度恰恰具有一种非时间性、非历史性的弊端。
首先，我们来看美国宪法，这个宪法本身就是一个非时间性的契约。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宪法与美国宪法就很明白了。
中国宪法开头是“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的宪法一上来就是一个处于历史之中的宪法，代表的就是世世代代生于兹长于兹的中国人。
而美国宪法开头第一句话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以下六个目标，立此宪法”，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合同的形式，实际上这就是当时的有产者阶层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签订的一份契约。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一个契约肯定是由具体的立约人来签订的，那么没有参加这个立约的人，我要不要受这份契约的约束呢？
其次，在美国的具体制度里边，美国采取了选举这样一种即时性授权的制度。这种选举它授予的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时间很短的权力，只顶四年，那么等于它政府的责任也仅限于四年。但是，一个政府的决策往往会影响到往后很多代人的利益，但是后代人没有选票，他没有办法在决定他们命运的时候发表意见。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小布什政府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还有奥巴马政府在次贷危机的时候慷慨救助大银行，这些事情付出的代价也许要很多代人来偿还，甚至有可能永远都还不上了。但是当时这个决定却是由一个责任非常有限的政府做出的，而事后也没有任何办法来对他进行追责。
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桑金地区，一名男孩站在废墟之中。新华社发（塞夫拉赫曼·萨菲摄）
最后，我们看美国的两党竞争制度，它也加剧了这种政策的短期化。两党都是处于这种两年一次的竞选周期里，两年一次中期选举，然后再两年一次大选。这个当选的党，前两年要完成换届调整和应付中期选举，后两年就要忙大选。败选的那个党，几乎就要把四年都用来“为反而反”，给对方来添堵。这种制度之下，政党很难基于长期考虑来干正事。
我们看看新冠疫情，中美两国采取的是非常不同的模式，我认为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是着眼于长期目标还是短期目标。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模式在很多国家没有办法采用呢？我觉得除了文化、国家能力等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些国家采取的是多党竞争的大众选举制度，这种制度决定了它不可能采取长期路线。
第二个维度是空间维度，在空间上我们看美国制度也是非常缺乏整体责任的一个制度。
我讲的这个广义的空间概念，既包含地理空间，也包含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那么一个好的制度，肯定是应该促进一个空间里边人与人的合作、团结和融合，就像我们经常讲的，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而不是让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更不是制造冲突和分裂。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制度严重缺乏空间的统一性，首先就是地方性因素过重，然后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和特殊文化群体影响太大，导致国家整体性责任缺乏：
我们看，首先它这个选举制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让地方利益绑架国家政治。选举制度它首先要以划定选区为基础。一个选区的代表他要首先代表自己的选区选民的利益。而在美国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里，选区的选民天然是站在自身的特殊利益的立场上，所以他选出的代表也很难具有超然于地方性的整体观。
那么国家的立法和制订政策的过程，最后就变成了各种地方性特殊利益博弈妥协的过程。而如果国家一旦发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如果各种地方利益没有办法妥协了，我们看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会发生严重的分裂，特别容易出现政治极端化，这就是当前美国发生的情况。
此外，美国的联邦制也加剧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联邦政府跟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它的权力按照宪法规定是来自于各州的让渡，另外联邦和州之间也有权力的划分，各有各的权力。所以当各个州、各个地方的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它就威胁到国家的统一。
今天美国在堕胎权、非法移民、枪支管理等等问题上，各个州立场严重对立，逐渐就形成了两大集团，不少州都在各自为政，甚至会故意推行相反的政策。另外在政客们选举利益的催化之下，一些州还开始盛行极端主义和政治对抗，所以名义上的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确实正在一步一步地沦为美利坚“分众国”。
特朗普 新华网资料图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一贯要反对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包括我们的选举制度，我们为什么要刻意地防止这些问题。比如我们选举制度也是有选区的，我们怎么来克服这些问题呢？
首先，我们有党的领导，由党来确保代表人民整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
其次，我们的人大代表产生是采取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基本办法；
第三，我们不仅有选区产生的代表，还有解放军、港澳台、少数民族等等代表。另外，我们的政协制度里边还有这种界别的代表；
最后，我们历史上还通过城乡代表比例的调整来平衡群体利益和整体利益，平衡我们当时农业国的这个基本国情和我们发展工业的这样一个基本国策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制度既能够反映各方面的利益，又能确保整体利益不受损害。
美国这种制度有个特点，它标榜政治多元主义，是一个比较有开放性的政体。什么叫开放性？说白了就是各种特殊利益群体可以有方便之门能够进入到这个决策过程中。看起来好像是公平竞争，大家都来影响政策。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制度的弊端。其实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政体它除了非常容易导致把腐败行为给合法化之外，它一个最主要的弊端就是危害国家的整体性责任。因为任何一种规则和制度本身都不是中性的，你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边，强者和精英都是更加擅长利用规则来为自己服务，而普通的劳动人民和弱势群体恰恰是最不擅长发声和参与这种政治游戏的。
如果没有我们的党这样一个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力量来领导，任由各种利益集团自由竞争，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境况，那么必然会导致特殊利益最后压倒整体利益，压倒我们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的利益。
最后，美国这种两党竞争也会破坏文化空间的统一。美国的两个党，它为了赢得选举，政客为了个人的政治生命，他都会抓住和利用选民中的一些分裂性因素，来挑起纷争，强化自己的政治优势。这一场“文化战争”，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主要危机。
这种“文化战争”一旦发生，我们看到美国的制度是完全没有自限机制的，除非出现严重的外部威胁或者它主动地向外转嫁矛盾，否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的社会裂痕只会越来越大，那么国家的整体责任也会越来越边缘化，最终会导致多数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不代表我，这不是我的国家。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要高度警惕，防止美国人为了解决国内危机而向外转移矛盾，我们要做好这种威慑和斗争准备。
第三个维度是结构维度，就是从政府结构的角度来看，美国也是严重缺乏治理责任的。
除了我前面讲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美国政府的设置，在结构上也豁免了大量的责任。表面看起来，我们都很熟悉美国的制度是以选举为基础，但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民选机关只拥有其中的一部分权力。还有大量的至关重要的权力是由非民选机关来行使，甚至是以私人组织为基础的机关来行使，这些机关它既然不是由选举产生，自然也不对选民负责。
首先，我们来看司法权力。美国的司法权力是不受选民约束的。在三权分立的原则之下，美国的司法权归属于最高法院。今天最高法院行使着重大的政治和法律权力，但是却以专业和中立的名义游离于民主程序的监督之外，不用对选民来承担任何直接的责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法律的独裁，而法律的背后是大资本家的意志。
其次，我们来看货币制度，美国的货币制度也是不受选民约束的。
美国的民选政府，它不像我们有一个央行，它并不能掌握国家的货币发行权，这项权力是由私人银行所组成的美联储掌握，政府发行货币实际上是向美联储借债。正像威廉•格雷德的《美联储》这本书所言，美国的体系更多靠的是交易而不是选举。
我们平时大家关注美国，很多看的是它的选举，实质上美国政治的真正深层的东西是交易，而美联储就是这样一个不受约束的交易机构。
美联储总部大楼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这个机构的功能，威廉就讲是缓解“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对立，选举来负责扮演民主，而美联储负责兑现资本主义。这个机构在设计上就小心翼翼地与政治权力绝缘，总统、很多政治机构都无法介入它的内部运作。外部的民意、舆论、选举都没有办法影响和监督它，但是它却掌握着美国所有人的财富和命运，甚至一定程度上在控制着全世界的货币。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文官集团。美国文官集团也是掌握着实际权力而不承担政治责任的这样一个群体。美国的官僚制度分成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产生于选举或者任命，掌握高层政治。而文官呢，它属于事务官系统，也就是他们是政府雇员，而不被视作是政治家。这个群体它处于选举程序之外，但是呢在很多政策领域又掌握实权。
美国在很多领域实际上是存在这种“处长治国”的这种现象，他们是非政治性的，名义上是为了不受选举政治的影响，但是也使他们豁免了大量的政治性责任。他们与大企业、华尔街以及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维持着他们这个圈子里人脉、金钱和信息的流动，形成了华盛顿特区里边一个“铁打的营盘”，而那些纯粹的民选的政客对他们而言是叫“流水的官”。这些民选的官员要么跟这些文官沆瀣一气，要么就沦为“圈外人”，只能在聚光灯之下表演而已，就连特朗普这么强势的总统都左右不了这些人所构成的一个“深层国家”。
总之，我们看美国的法律、货币和国家行政权力这些都是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权力，但是都掌握在这些处于民主程序之外的机构手中，这些机构表面上把自己给打扮成非政治性的机构，所以它不用承担对社会、对人民的政治责任。
那么总结我上面讲的三个维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实它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它也并不承担对于人民的责任。从美国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来看，这是一个高度类似于有限公司的制度，它的制度初心就是服务于国家的所有者——也就是那些大资产阶级的权力和利益。英国哲学家密尔讲过一句话，他说当大家都不知道谁负责任的时候，就等于谁都不用负责任，那么三权分立就是为了让政府不用负责任。所以过去自由主义者鼓吹的小政府、限制政府权力，其实我们对照美国这样一种制度来看，我们就发现，本质上它都是对政府责任的豁免。
一个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制度，不管它是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采取什么样的选举、有几个党、它是不是三权分立，我们都应该清楚一点，它可以叫各种名字，唯独不能叫作“民主”。
好，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主持人：谢谢刚才范老师的演讲。其实挺有意思的，当美国经济运行一切都挺顺利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民主制度的功劳，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境的时候，说可能是这个制度本身就不靠谱。
张维为：我觉得随着美国民主品质的每况愈下，美国老百姓自己也开始逐步逐步地悟出很多东西来了。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这个时候美国政界、媒体、学术界长期来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走下了“神坛”，民调也好，批评的文章也好，包括他们学界自己反思也好，越来越多。
然后2016年特朗普上台又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就从那年开始，相对比较深刻地反思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些问题也开始出现了。例如，哈佛大学史蒂夫·列维茨基教授，他专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拉美国家的民主，但他出版了题为《美国民主死亡》的专著，就是说美国民主模式玩不下去了，因为我们美国民主的现状越来越像第三世界国家民主。
我相信越来越多美国老百姓会觉醒的，现在从民调看，美国多数人认为：美国已经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美国民主不再是全世界的榜样，这在美国国内似乎已经成了多数人的共识。
范勇鹏：这个可以说是“民主迷思”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我西方建立的这套东西是民主，（之前）它是管用的，现在不太好用了，是因为出现了具体的问题。但实际上你看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很多人在讨论，后来为什么大家都不讨论这些问题了，认为我（美国）这个制度很好。就是因为这样一套社会科学，它把大家给洗脑了，说白了是进入一个非常反智的、对世界的认知非常浅薄的这种线性思维里边。
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不管是经济发展、国家治理还有科学技术，还有包括二战以来欧美社会的进步，都是因为先有了殖民主义，有了工业化，有了西方的全球扩张，才开始有了今天它所谓的民主制度。
美国这种所谓的民主，实际最早是苏联人先搞的，然后让大家觉得有困难找民主，有问题找选举。其实就是这样一套理论把大家的头脑给搞混乱了。所以今天的美国人想跳出这样一种民主迷思确实挺难的，但是我相信这个历史的趋势会推动他们要认清这个问题的。
主持人：对，说到范老师演讲当中提到的时间性、空间性这两个维度确实很有启发，你看像美国，它是没有那种整体性和持续性的。所以在这之上再生产出来的制度也是没有这两点的，这是不是对于一个稳定的、有生命力的制度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缺陷？
张维为：我是这样看的，美国的历史很短，美国是殖民起家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你现在可以比较，我说中国是个“文明型国家”，我们所有的国民都是这个土地上的原住民，这个凝聚力是不得了的。
我们的文化没有中断，这也是西方国家没有的，你比方说，甲骨文里面孝字，孝敬的“孝”，“老”字在上边，“儿”字在下边，这种传统延续和演变至今，西方文化这方面要弱很多。所以很多东西是文化基因里的。
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敬老爱老活动。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西方为什么现在对我们讲的“文明型国家”比较害怕。因为“文明型国家”跟过去西方学术界经常讲的“文明国家”不一样，“文明国家”强调你是个古老的文明，这个大家都承认，而“文明型国家”首先强调我是一个现代国家，很多方面比你更加现代，但我们有古老文明的传承，使它有与众不同。我就是跟你比现代性，比方说我们已经到了21世纪了，我们的规划能力令全世界赞叹，不光是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还有十年、十五年、中期、长期，甚至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这种规划，这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传承与现代性的结合。
再看我们历史上这么多线性工程、大型工程、万里长城、大运河等等，就是要做长期的、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才做完的工程，但我们就一直在做，高铁呀，西气东送呀，这个是非常高度的现代性，背后也有我们线性工程的文化基因。
主持人：你要完成这么大的一个领域的治理，必定要强调在统一性之下大家的一种协调性。
张维为：为什么美国老是强调它的宪法，然后是什么都要在里边找一个条文，然后几乎就不能修改，很大意义上跟它这个文化传承也有关系，它由于立国是一批新教徒，新教徒它本身就是认为一切东西都应该来自于《圣经》，他们非常强调文本。后来在美国学术界动不动就谈文本，我们叫文本主义，任何东西，甚至不要看历史背景，就看文本，就看这个词当时怎么写的，怎么解释的，我们觉得一定要看历史背景、看作者的背景，他们觉得不需要，都可以分开的，文本的解释变为最重要的事。
范勇鹏：张老师讲的它（美国）对这种文本的这种迷信，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性的原因，它的统治阶级是最擅长利用这样的文本来实施统治。为什么？一个写在白纸黑字上的一个东西，谁来解释，这就是真正的政治权力。所以在美国真正的宪法解释权是在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这些人，我刚才讲了，他不需要通过选举，不需要对民众来直接负责，所以他可以在里边，这个文本是这么写的，他可以随便怎么解释。
观众提问：
观众一：美国制度的困境是否会导致内战？
张维为：现在实际上这个问题是美国主流媒体公开讨论的问题，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开始讨论，主要围绕控枪、堕胎、非法移民，这三个问题争得你死我活，如果你在加州，那么它现在是立法和行政都属于民主党的，在这个问题上高度的一致，但是在得州，它的立法和司法又是高度的一致，都是持反对态度的，结果就导致这两个州之间的矛盾。美国现在是一半对一半，所以冲突如果发生的话，很可能不一定是全面的内战，很可能是州与州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
两年前，冲击美国国会事件，他们把它已经定性为“武力叛乱”，如果再高一级就是武装叛乱。这可能就发生在下一次的大选，如果特朗普败选的话，他的支持者可能要暴动。这个是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美国主流媒体的描述。
观众二：美式民主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是否代表了整个西方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为什么过去美式民主可以使西方强大，而现在却面临困境？
张维为：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大概是1890年左右，然后真的开始扮演世界老大的角色是二战之后开始，而“一人一票”的选举是到1965年才实现的，从时间线上来看，它这个所谓的民主跟它这个国家的国力崛起没有关系的，它是非美式民主的时候，国家壮大了，这是一个简单的解释。
范勇鹏：其实我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亨廷顿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西方文明的崛起绝不是因为我们的文明比别人高，我们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有组织暴力比别人强。说白了就是靠打仗掠夺，它才发达起来。然后后边才有各种各样的制度的、文化的发展。
马克思很早就讲过，资本是无国界的，它不需要国家的外壳，所以当资本崛起，特别是金融资本，它就营造出一种反时间感和空间感的一种观念，然后老百姓也受它的影响。
另外比如从上世纪70年代之后，我们看法国、西班牙都在搞这种地方多元主义，地方权力的扩大，中央集权往下放权，或者搞准联邦制等等，各种各样的改革，你就发现它这个社会，其实它违背了自己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然后在资本的推动之下走向了这样一条路。你看我们中国历史，我们这种凝聚性的、共同性的文化，其实也是很漫长、很艰难才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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