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峰/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中国经济长期面临金融和实体脱节的难题，一方面大量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另一方面银行和金融机构很难成规模地找到优质安全的资金投放标的，资产荒现象严重。
我国的实体产业基础决定了从工业原材料、中间品到制成品，以及大量的农产品，有数十万亿级的底层现货资产在流转，但是这些资产在银行和金融机构看来都属于场外非标品，不能作为标准化资产和合格抵押物进行融通，导致商品融资、贸易融资、动产融资等活动无法真正开展起来。其背后反映的是相关基础设施的缺失，使得货物真实性、安全性、货权清晰性等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作为中立第三方的开放市场基础设施，商品现货交易所由于其服务实体产业、聚焦现货交割的特性，最适合作为切入点，借助数字化科技手段，使大量的现货商品资产转变为银行金融机构和公开市场能够接受的合格抵押物，从根本上破解企业融资难题，促进金融脱虚向实，这对于赋能实体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一、实体产业融资困境亟待破局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实体产业在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稳定税收等方面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但无法回避的是，长期以来，融资困难始终是制约实体产业发展的难题。其中矛盾最突出的三类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贸易流通型企业，作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微观主体和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一直以来得不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间接金融为主，实体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还是银行信贷，其审批流程侧重依靠财务报表、固定资产抵质押和强担保，风险逻辑还是基于企业的主体信用。在这样的风险逻辑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贸易流通型企业天然地处于不利地位，很难拿到信贷融资。生产制造型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大量资金也往往被原材料采购、存货和账期等挤占，承受着巨大的资金链压力。
实体产业融资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大量实体企业依赖于银行信贷，抵御行业周期风险的能力较弱，倘若因为行业周期发生银行抽贷的极端情况，经常会遇到资金链断裂，导致企业生存出现问题，不利于国内实体产业头部企业的形成和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融资难、融资成本高，实体制造业和流通领域的相当大部分行业利润实际上被银行及相关金融中介机构侵占，导致企业自身利润率不高，无法投入充足资金用于产品迭代创新，妨碍了自身造血功能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难以做大做强。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监管部门通过出台一系列特殊政策、设立各类考核指标，引导地方政府、银行和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但从效果来看，实际穿透和传导有限，难以取得持续性根本的改善。归根到底，金融还是要回归到服务实体企业经营的本质，解决融资问题一定要找准牛鼻子，打到关键七寸。事实上，对生产型企业而言，资金积压最严重的无疑是原材料和产成品这两端，而贸易通流型企业虽然通常是轻资本运营，但衡量其经营表现的往往是真实的贸易流水。从资金方风险控制的角度而言，如能以实际流通的底层现货资产而非企业的主体信用做为金融资源配置的根本依据，有可能成为解决实体融资问题的很好的切入点。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贸易流通型企业这三类企业来说，这样的逻辑改变将是最有意义的，能够达到精准滴灌的效果。放眼国际金融体系，商品在库及在途融资因其资金量大、刚需强、周转期限快等特点，已经成为金融服务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商品领域而言，中国市场的最大优势是实体产业基础带来的现货贸易和消费体量，而基于商品现货的贸易融资一直没有真正运转起来，主要原因还是缺少相关的市场基础设施。具体来说，一是缺少商品现货的价格基准，使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开展贸易融资和供应链金融业务的过程中无法有效评估资产价值，面临市场风险以及由此引起的信用风险。特别是当价格下跌可能导致质押物的价值低于融资贷款本息之和，容易导致融资企业违约，使得金融机构即使变现质押物也无法收回贷款本息，从而蒙受损失。二是商品现货资产缺乏真实性、安全性、货权清晰、流动性等保障，底层资产大多以场外非标的形式存在，交易、仓储、交收等流转环节无法达到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于风险控制的要求。在2012年的上海钢贸事件和2014年青岛港事件中，不法贸易商通过开具虚假仓单、重复质押骗取银行贷款，导致大面积坏账，境内外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牵涉其中。近期又陆续有佛山中金圣源、宁波九龙仓、浙商康运等一批铝产品交割仓库爆发“一货多卖”事件令行业蒙受巨大损失。如果贸易融资过程中的风险得不到控制，商品融资就很难真正发展起来。
在实体企业较难从银行直接获得信贷融资的背景下，近年来一些供应链服务公司以及部分大型国有企业，通过托盘垫资等形式成为“影子银行”，部分填补了金融体系产品服务供给不足的空档，为实体企业经营提供实质性的融资服务。但这些供应链服务公司在系统和科技上的投入显然无法和专业的金融科技公司相比，风险控制能力有限，业务本身也遇到诸如信用管理能力、操作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瓶颈问题，容易形成单边信用敞口或操作风险，目前国家和地方各级国资委也持续出台禁止融资性贸易的各项规定。这些乱象的背后反映的还是市场端大量实体企业旺盛的融资需求，但是依托于传统银行信贷体系的金融有效供给严重不足。
因此，现阶段迫切需要打造连通金融和实体的基础设施，既能够深入实体产业，又能达到金融级的风控标准，真正解决金融与实体脱节的问题。通过这套基础设施，金融机构应该能够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估：一是“拿得到”，即货物上的相关权利是否明晰；二是“看得住”，即货物监管是否到位；三是“卖得掉”，即当企业无力还款时，此单货物能否以不低于放款金额的货值进行处置。如能推动银行和金融机构打通可靠风控条件下支持实体的重要途径，彻底盘活中国几十万亿级的现货商品资产，使之转变成银行金融机构和公开市场能够接受的标准化资产，不仅能极大地解决实体产业的融资难题，推动实体产业高质量发展，也能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走出一条与西方金融资本不同的路，真正体现金融工作的人民性。
二、依托现货交易所，通过数字科技赋能打造金融连接实体的平台基础设施
解决融资难从根本上还是要形成持续的商业驱动，对市场主体而言，即要回答价值和利润从哪里来以及怎么来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大量的实体企业实际承担较高的年化融资成本，而金融体系却有充裕甚至是过剩的流动性，中间存在结构性利差，可以称之为中国经济的“堰塞湖”，背后反映的是金融和实体的脱节。如能通过搭建基础设施，有效地导通金融和实体，那么打破和缩窄这个天然存在的结构性利差的过程本身，就能够持续地产生稳定的价值，中国经济基于实体产业基础的几十万亿级存量底层资产背后的结构性利差所形成的巨大势能将能够充分释放出来。
上述的商业逻辑，决定了基础设施的搭建一定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让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有自发的动力参与其中。要依托商业主体而非政府主体来打造这套基础设施，通过完全商业化的手段运行，才可以形成持续的商业驱动，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过去几年，市场上涌现出一批有产业背景的产业电商或供应链服务平台，但这些平台背后往往涉及行业利益，客观存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可能，容易引发行业性和系统性风险。因此单个的产业链企业或机构都不适合作为搭建这套基础设施的商业主体，而交易所作为严格的各方均能接受的中立第三方，天然适合打造真正面向全市场的开放性的平台基础设施。
这些年围绕打造商品市场体系基础设施到底是应该主要基于期货还是现货也一直有争论。期货交易所的高度散户化和场外现货市场的不完备，决定了其交易量与价格生成机制更多是由场内投机资金主导，真正与企业相关的实物交收比例极低，与实体经济和现货市场严重脱节。而现货交易所是以服务支持实体经济流通为导向，参与者均为实体企业和机构客户，全部交易100%面向实物交收且基于真实的贸易合同。除了面向实物交割的仓储物流外，现货交易所本身又具备登记、认证、确权、结算等功能，这些都天然地与基础设施重要的功能体现相吻合。因此一个具有市场公信力的强大的现货交易所是最适合作为打造连通金融和实体的基础设施的切入点。
从科技发展的角度，现在也完全具备了解决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成本问题的条件。以前解决货权清晰“拿得到”和货物安全“看得住”两大风险难题需要较高的成本，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说是动力不足的。如今随着传感器、云存储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成熟，解决方案的成本得到大幅度降低，并可完全由前述的结构性利差覆盖，真正形成商业闭环。依托现货交易所平台，牵头生产、加工、贸易和终端消费企业以及仓库、物流企业、保险公司和银行金融机构等共同构建科技应用体系，通过统一的管理标准及技术标准打造以“区块链仓单”为载体的可信资产体系，第一次真正具备条件将传统的商品流通现货转化为优质安全、可直接穿透至底层并且具备良好流动性的金融级资产。
综上，依靠具有公信力的场内现货交易所，能够推动银行和金融机构打通可靠风控条件下支持实体的重要途径，帮助企业特别是传统信贷逻辑下很难获得融资的中小企业和贸易商解决资金链的后顾之忧，使企业能够专注于技术研发与产品迭代升级，有助于提升中国实体制造业的竞争力。
借助科技打造现货交易所标准资产体系。过去无论是传统的纸质仓单还是交易所标准仓单，都是断面式信息，动态全流程是不可控的，其风控实质依旧建立在仓库自身信用的基础上，仓单易造假，货权的唯一性无法确认，仓单持有人也无法追溯仓单货物的来龙去脉。而通过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等数字化手段打造的“仓单3.0”体系，一是能通过实时连续的数字化手段，直接穿透到底层对商品实物及商品货权进行实质管理；二是仓单体系由市场各方共同创设和维护，不再只由仓库方出具；三是通过区块链技术，对从工厂、仓库、物流到海运提单的全周期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信息都进行不可篡改的记录；四是仓单不仅表征货物的物理状态，还增加了时间维度，包括了货权转移的信息，此时的仓单不再只是提货凭证，而是成为表征货物权益的凭证。
借助金融级风控直接与银行金融机构对接。现货交易所的规则设计与平台体系的建设均面向实物交收，利用线上交易、结算、交收三流合一，借助交易所的登记、认证和确权功能，能协助产业客户向工商、税务等主管部门及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贸易背景真实性的审核依据。通过“三流合一”和区块链的应用，也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货权清晰性的问题，确保交易链条的安全性并提高处置变现的流动性。此外，现货交易所在市场上的优势还在于可以形成基于实际成交的商品现货价格基准，便于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开展贸易融资和供应链金融业务时开展有效评估资产价值。融资全过程系统操作均直接在线上完成，风险控制上也能够真正实现系统强控。
形成闭环商业模式实现多方共赢。通过现货交易所打造的基础设施，企业降低了融资成本，获取了生产和产品创新迭代的源动力；银行和金融机构能够批量获取优质安全的资金投放标的；科技公司技术改造的投入可以通过技术服务费等形式变现；商业保险又能解决仓单安全性的尾端风险和金融机构对仓单处置的风控需求。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商业闭环和持续的商业驱动，真正实现多方共赢。
影响和改变企业经营模式。解决存货融资只是第一步，最终还是要帮助企业打造完整体系，实现“供销产存一体化”，即对典型实体经济活动的生产、经营、采购、销售、融资、交易全流程做数字化精确描述和计量跟踪，实现“交易画像”，建立银行风控体系直达的金融场景，形成不可篡改的交易数据链和信贷资金闭环管理，实现智能融资服务，使企业拥有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此外，企业可借鉴电子消费品产业以社会分工精细、效率高、品控严为特点的“委托加工”模式，从传统加工制造厂改变成为代工厂。通过厂边库实现以货换料，企业只代工收取加工费，可彻底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周期、产品库存、账期等解放出来，把资金更好地用于产品的迭代加工和技术研发，也不必承担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这样可以真正发挥出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在产业政策的协调和支持下，帮助企业真正做大做强，从而催生出更多的头部企业。
推动实体产业数字化转型。当前国内很多行业的数字化改造基本上是政府层面如工业4.0等的政策驱动，或者企业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的角度自发驱动，这些都是分散和不可持续的。通过商品现货交易所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完整的商业闭环，形成持续的商业驱动，能够倒逼大量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类比过去20年中国消费互联网的发展，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产业互联网将迎来全新的周期，完全释放出我国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和实体产业的红利。大量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质增效，将成为未来10-1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所在。
依托规范透明、具备公信力的商品现货交易市场，以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创新技术为手段，提供满足金融风控要求的基础设施服务和行业标准规范，打造行业认可的大宗商品标准化资产体系，将能够彻底打破过去2B端的业务逻辑和风险逻辑，改变制造业和现货流通市场融资及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现状，通过真正有效的金融支持促进中国实体产业升级，赋能实体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2035远景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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