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埃隆·马斯克自作聪明地提出个“俄乌和谈方案”，瞬间被骂得狗血淋头。骂就骂吧，反正被骂不掉肉。但特斯拉股价在10月第一周累计下跌9.21%，市值减少765.71亿美元，不免让他的股东有些肉疼。
马斯克是一位财富创造者、科技推进者、梦想实现家，但不是政治家、军事家。其所提出的“和谈方案”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几无价值、不值一提。
这再次体现了科学家、技术精英、商业天才，其思维模式与政治家完全不同，哪怕创造了奇迹的科技与商业双强的成功者，也未必能成政治家。因为，科技、商业、企业的思维方式，是步步都要计成本、算收益、追求投资/获利的效费比最佳化、讲协作求共赢，注重将蛋糕做大。
而政治家则注重利害、得失、取舍、权谋、策略，追求自己获胜，注重分蛋糕。政治的标准定义：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利益使然。就是专业“分蛋糕”，以及由此衍生的“抢蛋糕、保蛋糕”行为，与做蛋糕无关。
如果说政治家还可能偶尔有“伟大妥协”。军人就更是只有胜负、没有中间道路，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军事领域，第二名就是失败者。
上述解读，听起来冰冷无情，挺像“法家”的。但人类历史往往就是这样骨感而冰凉。美国经济学家Douglass C.North曾提出“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两个概念。前者致力于财富的创造与增殖，而后者则以管理为由，在财富总量不增加基础上，以“再分配”为手段，支配一部分财富。
简单形象地说：无论是当厨师或送外卖、造车辆或造齿轮、写文章或画画、编程或视频主播，还是马斯克造火箭，这些全都是具体的、实体的或虚拟的产品与服务，是创造财富，即“生产性努力”。
而“生产性努力”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其中一定比例以各种税赋形式作为社会制度成本。而社会管理体系不是“生产性努力”，而是“分配性努力”。譬如：政治家及公务体系，就是通过将财政收入转变成财政支出，以驱动各种社会机构运转。而国防体系，使命是防止有外人来武力“抢蛋糕”，国防支出不需创造财富，而是要花掉，以提供安全保障。
在这些方面，不但马斯克是外行，绝大多数科学家、技术精英、商业天才的思维方式，都斗不过政治家。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曾形象地表述：人与人不同，有人琢磨事、有人琢磨钱、有人琢磨人。
琢磨事的：是普通人，整天琢磨如何把工作做好，加班费多挣几百元。琢磨钱的：古有陶朱公、沈万三、胡雪岩，现有马斯克，整天琢磨如何多赚几百亿。琢磨人的：就是政客或政治家。
很多大帝国盛极而衰的原因之一或在于此。因为精明人太多，很多人都琢磨透了上述规律，都发现去搞“分配”比“生产性努力”轻松得多、所担负的责任更低、拥有的权力更大。久而久之，社会“管理人员”无限膨胀，严重挫伤“生产性努力”的积极性，诱使大量青年整天“琢磨人”，追求在“分配性努力”中的等级地位，最终导致生产力萎靡，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来、层出不穷。
譬如：古罗马共和早期，执政官Cincinnatus军政独断、赢得战争后，主动放弃权力，回归庄园生产，体现出国家上升阶段重视生产、蓬勃向上的精神。而罗马帝国晚期，大部分财富用来供养官僚群体，到公元2世纪，帝国预算达每年2.25亿第纳里，其中3/4花费在军费开销上。最终，西罗马的社会生产崩溃，没有财富产出，就没有财政支出，罗马人冷眼看着西哥特人灭亡了他们的国家。
美国人在其建政之初，建了一座叫辛辛那提的城市，以纪念Cincinnatus那种淡泊名利、不慕专权、注产、辛勤劳作的精神，曾经被认为是早期“美国精神”。
但几百年过去，美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分配者”，大量政客从大学里就在搞政治、一辈子没有从事过哪怕一天的生产性努力，他们整天就琢磨着专业收税、再分配、专业烧钱……从“第三性厕所”，到“瘾君子权利”，再到烧钱无数却总是飞不起来的SLS系统。为了烧钱无所不用其极、脑洞清奇古怪。
马斯克的火箭造得比SLS又好又便宜，但他对政治则是外行。政商不同路，在不专业的事上想得简单、说得痛快，难免摔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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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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